文學批評——讓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文學論文

文化批評人士同大眾讀者之間在宗旨上存在著嚴重錯位。前者根本無意充當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橋梁，為讀者獻上一份真誠的關懷。在某種意義上，文化批評人士反倒充當了謀殺讀者的兇手。我們知道，批評作為闡釋必須自覺接受作家意識、作品意識以及讀者意識的制約，否則，便極有可能滑向“過度闡釋”（艾柯語）的險境。而“過度闡釋”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產生批評家與讀者之間的隔閡，引致讀者對批評家的拒絕，最后是對作品的拒絕。
無可否認，文化批評一枝獨秀的不良狀況,也的確存在著某些迫不得已的客觀原因。其中，本土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匱乏，就是從事純文學批評研究的一個最大不利。傳統的文學批評囿于儒道兩種既定思維言路，不是功利主義的實用性批評，便是充滿禪宗色彩的玄虛式批評；前者過于通俗，后者失于神秘，并沒有為文學批評本身提供太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美學技術。批評家利用傳統的批評范式讀解今天的文學作品，無法克服捉襟見肘、辭不達意的窘境。于是，批評家們紛紛將目光移向本土之外，試圖“拿來”。既然“拿來”，當然是要挑選“最新最后”（所謂最先進）的拿來，結果，“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等這些西方批評界中的時尚學說，被無所顧忌地大量引進，且多有生吞活剝的慘象。
必須指出的是，本土傳統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匱乏,其責任不在于前人而在于今人。因為傳統有待建設，建設傳統正是今人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批評家根本沒有權利回避傳統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匱乏，他們負有消除這種匱乏的神圣義務。當然，從西方文學和文化批評理論資源中直接“拿來”，不失為一種“多快好省”的建設方法。但是我們遺憾地看到，這種建設的“動機”并未真正實現建設的結果。
精神資源畢竟不同于物質資源，它的引進尤其需要謹慎。否則，會有可能發生水土不服或消化不良的問題，造成引進資源的浪費以及本土理論規范的失序。要避免這種不幸，我們在引進西方文學和文化批評理論資源時，就必須首先考慮到它的歷史性，同時還須兼顧本土的理論國情。然而，不幸的現實狀況告訴我們：批評家們并沒有這樣做。
“后現代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批評理論被我們輕而易舉地拿了進來，而這兩種主義所提供的正是純粹的文化批評策略。“后現代主義”學者們拒絕認同以往一切所謂權威劃定的方方框框，要求統統打破，懸置待定;以斯蒂芬^格林布萊特為旗手的“新歷史主義”陣營也堅決主張取消一切學術領域一包括文學乂歷史/哲學及社會科學乂自然科學之間的種種界限，重新加以確立。格氏還將“新歷史主義”的文學研究方式命名為“文化詩學”，在他看來，從文化范疇內的所有學科視角來對文學實施綜合治理，才是文學批評的唯一正路。像我們此刻正呼喚的純文學批評，是為格氏所不屑的。格氏的“新歷史主義”學說激起了中國大陸批評家的強烈反響，他們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慨；這為他們進行文化批評從理論上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從此，龐雜的文化批評開始在中國大陸的批評界愈益泛濫。
可怕的是，興高采烈的批評家們在舶來這一貨色時，完全忘記了首先考察一下其“歷史性”的要務，也沒有顧及到本土的理論國情。須知，“新歷史主義”并非橫空出世，它是在“新批評”這一理論的母土中孕育、生長起來的。“新歷史主義”與“新批評”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前者是在同后者斗爭中問世的。而“新批評”作為一種純文學批評，恰是我們的文學批評史中最為欠缺的一環，可謂硬傷。
“新批評”是在俄國“形式主義”文藝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它們的共同特征即強調文學的“文學性”，對構成文學的本體一語言給予極大關注。在這兩個派別當中，有不少人是造詣頗深的語言學家,如雅各布森、‘八理查茲等（耐人尋味的是，我們有那么多的“學家”介入文學批評，其中卻獨獨罕有語言學家）。它們的出現，緣于對當時流行的傳記批評（圣佩韋）、歷史批評（丹納〗和政治批評（馬克思）模式的深深不滿。這些批評模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迷戀的“文化批評”，但在他們眼里，則完全屬于一種“意圖迷誤”的“外部研究”。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認為：從社會學、歷史學或政治學的外圍去研究文學，既無益于幫助作家提高藝術創造水準，亦不利于指導讀者發揮藝術鑒賞能力。“新批評”成員則聲稱：文學就是文學，不是別的任何事物；文學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絕不是歷史、政治與科學等其他學科的附庸。此兩種文學批評流派把作品作為唯一的參照對象，從語言、敘事、情節、結構等文學本體的有機構成部件入手研究文學，對作家及讀者均產生了極具啟發性的良性影響,從而為文學的發展創新做出了突出貢獻。歷史正是通過否定之否定的不斷揚棄,才有可能取得進步。靠吸裹“新批評”乳汁長大的斯蒂芬^格林布萊特，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又洞見到“新批評”的歷史局限，于是，他毫不心慈手軟地朝它舉起了刀槍。
回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們留下了這樣一道螺旋式前進、上升的軌跡：文化—文學—文化。看起來，這里走的一條復古的回頭路；而究其實質，后面的“文化”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遠遠超越了前一個“文化”。“文化”走向“文學”是為了進步，“文化”走出“文學”還是為了進步。不同于我們，西方的文化批評是有著堅實、雄厚的理論儲備的。而我們卻憑空省略歷史的必經環節，妄圖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可以說，對新潮西方文化批評理論資源的直接引進和應用，做出的是一個沒有推理前提的結論。它充分暴露了當代批評家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
歷史不能隨意跨越，不然勢必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批評家們沒有汲取以往的深刻教訓，所以飽嘗到了苦澀的滋味。如今，文化批評理論上的大量“洋為中用”、“中西合璧”，招致的是“有種無收”、“有花無果”的批評“不孕癥”，對中國文學的繁榮發達絕少起到什么實際作用。批評“不孕癥”的惡性連鎖反應，又使批評家染患上了“自戀癥”。他們的自我主體欲望開始急劇膨脹、擴張,流露出擺脫文學宣布獨立的非分之想，企圖讓文學作品勉強成為他們獨立自主的廉價工具。這種揪著頭發飛離大地的野心，令他們的批評行為最終淪落成一種有唱無和的自言自語，自我感覺優秀，其實不過是個拄著別人拐杖的瘸子。
文化批評一窩蜂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受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文化熱”影響。包羅萬象的文化開始發燒，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源,從而也得到批評家史無前例的重視。加上“文化無優劣”論調的推波助瀾，許多消極無聊的文化現象經過批評家們的炒作，堂而皇之地登臺亮相了。在他們的慫恿下，作家愈寫愈大膽，愈寫愈放肆，最后竟嗜痂成趣落得個“露陰癖”的毛病；批評家自己也跟著養成了“窺陰癖”的職業習慣。兩者“同流合污”將文學引向了一條前所未有的邪路。
我們列舉出文化批評的種種弊病，無非是想奉告批評家，要正確處理好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兩者之間的關系，看到自己目前在現實中的糟糕處境。文學終結的時代還遠遠不該到來。
文學回歸自身的途程是漫長且艱辛的，這里有文學批評立下的汗馬功勞。中國文學要創造21世紀的輝煌,仍離不開文學批評的關注和努力。文學需要文學批評，所以，還是讓文學批評回到文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