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研究

生態效率是在考慮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影響的前提下，經濟活動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又好又快水平。一般而言，采用單位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所對應的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生態效率。經濟活動個體的負外性導致了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負外部性只依賴市場“無形的手”調控會導致市場失靈，此時政府對于環境保護制定的相關政策尤為重要。最早學者們將環境規制的含義界定為政府的直接規制，即政府以行政命令為主對環境資源利用的直接干預，手段包括禁令、非市場轉讓性的許可制等。隨后，環境稅、補貼、押金退款、經濟刺激手段同樣具備環境規制的功能，環境規制的含義被修正，概括為政府對環境資源利用直接和間接的干預，涵蓋行政法規、經濟手段以及利用市場機制政策等。生態標簽、環境認證、自愿協議的實施，環境規制的含義再次被修正，不僅包括了政府的命令控制型規制，還包括了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和自愿性協議等。

學者們研究環境規制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從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兩方面展開。關于環境規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環境規制能促進生態環境的改善。錢爭鳴和劉曉晨（2015）研究認為在一定范圍內環境規制有利于企業群體性調整內部結構，驅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使生產更加綠色化。二是環境規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呈非線性特征。張華等（2014）利用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軌跡呈倒“U”型。三是環境規制對生態環境的改善不顯著或者負向影響。傅京燕、李麗莎（2010）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會影響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部分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生態效率的影響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姬曉輝和汪健瑩（2016）基于面板門檻模型發現外商投資規模、開放化程度和研發投入具有顯著的門檻特征，在越過一定的門檻值后，環境規制對于生態效率由負面作用變為正向溢出。

綜上，大量研究關注環境規制對工業生態效率的影響，但鮮有研究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本文以中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為研究對象，研究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效應，為促進我國經濟綠色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生態效率測算

本文采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模型評價樣本的生態效率，不僅考慮了環境污染這種“非期望產出”，區分有效DMU之間的效率差異，同時解決了徑向模型對無效率的測量沒有包含松弛變量的問題。借鑒姬曉輝和汪健瑩（2016）等研究方法，選取的投入變量為:（1）勞動力投入，為歷年年末從業人數；（2）能源投入，折算為標準煤單位的能源消耗總量；（3）資本投入，采用單均豪（2009）提出的“永續盤存法”計算得出的年末固定資本存量。（4）水資源投入，為工業用水總量。產出變量為:（1）期望產出，經濟發展總量，以地區實際GDP表示；（2）非期望產出，為工業廢水、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物及二氧化硫排放量。相關數據分別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歷年統計年鑒。

根據測算結果，區域生態效率強度接近1，表示該區域以較小的資源消耗創造出較高的區域經濟效益。反之，區域生態效率強度接近0，表示該區域的高經濟效益是以高消耗、高污染為代價，區域經濟發展不可持續。

2  實證分析

2.1  模型與數據

借鑒STIRPAT模型，本文模型設定如（1）式，因變量為區域生態效率（EE），自變量為環境規制（ER），控制變量包括城鎮化率（Urban）、人均收入水平（Pgdp）、研發支出水平（Tech）、產業結構（IS）、外商直接投資水平（FDI）以及對外開放程度（OPEN）。考慮到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存在非線性特征，故將環境規制對數值的二次項加入模型。為了避免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絕對數變量均取對數，相對數變量不取對數。

其中為控制變量，分別為地區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以及白噪音項。

參考張江雪（2015）的分類方法，將環境規制劃分為行政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分別以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完成額（萬元）、排污費收入（萬元）以及環境信訪人數（人次）表示。使用的是規模報酬可變假設下的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測算模型計算出各地區的生態效率值。城鎮化率即非農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示；人均GDP即經平減后的實際GDP與總人口之比表示；技術水平使用研發投入占GDP比重表示；產業結構使用第二產業總產值占GDP比重表示；外商直接投資使用經當年年均匯率調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表示；對外開放程度使用經當年年均匯率調整的當年進出口總額表示。本文選取除西藏和港、澳、臺之外的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1-2015年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歷年統計年鑒。

2.2  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運用STATA軟件對各變量分別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結果顯示，可以直接進行回歸分析。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P值為0.0001，拒絕原假設，所以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本文將生態效率分別與行政控制型（ER1）、市場激勵型（ER2）、公眾參與型（ER3）及其二次項以及其他變量進行固定效應模型回歸估計，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影響的估計結果

注：括號內為標準差，*表示p<0.1，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環境規制對數的一次項符號為正，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改善具有顯著地促進作用。行政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數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彈性系數分別為0.021、0.080、0.061，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改善的促進作用最大，公眾參與型次之，行政控制型最小。隨著我國排污權交易試點工作開展、人們的環保意識不斷增強，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改善效果明顯。但是，行政控制型環境規制，呈現出邊際效用遞減的特征，使區域生態效率獲得同等水平的提高，執行行政控制型環境規制的成本將會提高，這使得其改善區域生態效率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入環境規制二次項后，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具有顯著地非線性特征，但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非線性特征有所差異。其中，行政型環境規制一次項符號為正，二次項符號為負，顯著呈倒“U”型特征，當前我國環境行政執法力度較強，行政控制型環境規制將抑制區域生態效率的改善。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數的一次項符號為正，二次項符號也為正，呈“U”型特征，目前處于上升階段，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改善具有促進作用，但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不顯著。

就控制變量來說，城鎮化對區域生態效率改善具有顯著地促進作用。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環保意識的加強，環境污染程度逐年下降，區域生態效率大大改善。技術水平對區域生態效率改善具有促進作用，但因環境規制類型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行政控制型環境規制情況下，技術水平的提升對區域生態效率的改善的促進作用不顯著，以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額為代表的行政控制型環境規制，使企業產生“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維范式，不利于激發企業進行技術革新，從而技術水平對區域生態效率的改善沒有明顯的作用。在市場激勵型和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情況下，排污費和環境信訪會激勵企業增加經費投入，開展技術研發，以降低生產成本，此時技術水平的進步會有效改善區域生態效率。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生態效率改善具有顯著地抑制作用。在我國，部分地區為了吸引外資、增加就業，對引入的企業降低環境標準，成為了污染企業的“避難所”，從而對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較為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區域生態效率不斷惡化。另外，財富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對區域生態效率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對區域生態效率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其三者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不顯著。

3  結語

研究發現，行政控制型、市場激勵型和公眾參與型三種類型的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這意味著環境規制具有“創新補償效應”，其中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改善效用最強，行政控制型提升效果最弱。三種環境規制對區域生態效率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城鎮化率、技術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資都對區域生態效率有顯著影響，對不同生態效率地區影響程度存在差異。

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一下幾點建議。第一，進一步提升我國低生態效率地區環境規制強度。目前我國環境規制強度普遍較弱，應提高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標準，并建立有效監管機制，防止企業為降低排放標準而進行的尋租行為。第二，提高研發投入。增加中、高生態效率地區科技創新投入，開發使用清潔能源、研發綠色生產技術，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減少資源的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低生態效率地區通過其它地區新技術的擴散和溢出效應，提高本地區綠色生產技術水平，改善生態環境。第三，理性引進外資。提高外資準入的環境標準，減少外資引進對生態環境的負向作用。權衡外資引入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成本，主動選擇綠色經濟效率較高的外資企業，加強對外資企業引入后的監管，避免成為外資企業的“污染天堂”。

本文來源：《企業科技與發展》：http://www.007hgw.com/w/qk/212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