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社會中化解企業風險策略探析

摘要：正如德國社會學家貝克所說的那樣,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風險社會,企業的發展也是風險無處不在。化解企業風險的策略需要從更深的層面去挖掘。集體性責任是化解企業風險的減壓閥，對話性制度是化解企業風險的潤滑劑，后合作主義是化解企業風險的緩沖帶，技術公民權是化解企業風險的原動力。化解企業風險、促進企業長足發展是企業、企業家和社會學家需要認真研究的重大課題。

關鍵詞：風險社會；企業風險；策略。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社會進步日新月異，但風險依舊到處存在。德國風險社會理論創始人烏爾里希.貝克認為，現在的知識經濟就是風險經濟，知識社會同時就是風險社會。因為在我們今天看來，科學技術不僅僅只有正面的作用，同樣相伴而生的是還有它的負面危害。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離不開它的各種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不同國度的政治經濟體制不同，但是，有些一般性建設性的方法和策略對化解風險社會中企業發展的遇到的矛盾和困境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以下我們要探討對風險社會中化解企業風險的幾個不常被探討的問題。這就是集體性責任、對話性制度、后合作主義和技術公民權。

    一、集體性責任：化解企業風險的減壓閥。

    根據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的觀點，我們這個社會必須要保護和加強地球的資源基礎，以滿足人類發展目標的要求，并把它作為對其他生命物種以及我們的后代承擔道德責任的組成部分。否則，人類和其他物種就會面臨生存的危險。而社會學家主要觀點是風險社會的特征是產生了危險和風險，但導致風險產生的系統有可能從自身系統的責任轉移到另一個系統。在貝克看來，“風險和責任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早在20世紀60 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西方的社會學家們就注意到了風險和責任這一主題，作為對貝克提出的“世界風險社會”理論的補充，阿佩爾和斯崔德姆提出了“集體責任”這一概念。我們以這些理論為基礎，就可以在企業發展中，使具體的各個企業樹立起對整個社會承擔責任的意識，因為沒有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企業的生存也是舉步維艱。同時，在企業的內部，要處理好各種關系和矛盾，做到可持續與和諧發展，因為如果沒有若干個體的協力一致，就會矛盾叢集，糾紛不斷，蘊藏著潛在的巨大的風險。如果我們能更加高超地讓社會的所有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所有員工樹立起凝心聚力、又健康進取的“集體意識”，那我們的利益目標和結合點就有更多的一致，企業發展的矛盾和風險就會大大化解。如果我們能夠建立員工有歸屬感的企業，那么員工就會把企業的責任當成自己的責任，就會自覺擔當，自加壓力，形成一個有效的排出風險的減壓閥。

二、對話性制度：化解企業風險的潤滑劑。

每個社會和企業都有有比較程式化的制度。但是，在有的學者看來，這些制度有時會變得僵硬和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企業員工的主動性。在艾德爾看來，對話性制度可以看做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征。他認為，雖然制度在當代條件下已經變得更加正式、有組織和具有目標導向，但同時它在當代社會正變得更具有反思性，被賦予了更多非正式和方向性的內容，而且正朝著行動的適宜性和合理性方向發展，使得受那些制度影響的人形成清晰的理解和獲得一致的意見。我們知道，西方有圓桌會議形式，這正是對話性制度存在的雛形。我們的企業和企業家們在引領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借鑒對話性制度。大家知道，在我們國家的政治表述中，經常有“求同存異”“對話而不是對抗”等政治術語。用在企業管理中也有很大的價值。構建企業正常性對話性制度，有利于于溝通全體員工思想，尋求目標和利益的共通點，可以修正和完善以往的制度，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東西。構建平等交流的對話性制度機制，也是我們走群眾路線的很好的表現形式。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緊緊依靠廣大員工，從他們身上汲取無窮的智慧和力量。

對話性制度的建立，是溝通企業與員工關系、化解企業風險的質地良好的潤滑劑。

三、后合作主義：化解企業風險的緩沖帶。

企業和社會的發展離不開與與眾多成員的合作。先來簡單了解一下什么是合作主義。它的倡導人為法國季特和英國比阿特里斯·維伯。他們幻想通過發展合作社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使資本主義“自行滅亡”，“和平建立”社會主義。合作主義強調合作，主張對分化的權力進行制度化的整合，強調國家和社會團體的制度化合作，國家和利益團體的關系是互動合作、相互支持的。合作主義又經常被譯作“社團主義”、“統合主義”。合作主義的構想在特定的背景下有它的合理性和應用價值。那么所謂后合作主義，就是對合作主義的一種反思，因此，艾德爾將反思性制度看做一種新的制度秩序的特征，也就是“后合作主義”的特征。這種反思性的合作主義力求對以往的合作主義進行完善和更新。在戰后時期相當典型的三方合作主義安排中，為了對國家財富進行公平分配，國家、雇主和工會陷入了沖突和協商之中。相反，反思性的合作主義即后合作主義的制度秩序不僅為其他社會行動者和媒介提供了空間，而且也有了一個更為松散的結構。它是一個被溝通所滲透的制度秩序。因此，行動者和制度不是通過正式的制度組織關系聯結在一起，而是通過溝通聯結在一起。公共對話、大眾媒體、公眾在其中起到了主導作用。因此，在后合作主義秩序中，針對分配的沖突不再是主要的沖突。它的地位被社會運動、國家、工業、科學之間的矛盾運動所代替，它被媒體公開，暴露在洞察力敏銳的公眾面前。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我們就在后合作主義也就是對合作主義的深刻反思這個層面能領悟和運用好，我們隊化解企業風險就能找到了一個緩沖地帶，使得企業風險能夠順利的軟著陸。

四、技術公民權：化解企業風險的原動力。

社會和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那么科學技術是不是萬能呢?它僅僅具有正面的作用嗎?今天，我們已經懂得科學技術是雙刃劍，如果我們運用得好，它就會給社會和人類帶來進步，運用得不好，就可能帶來負面作用。它對企業的發展也是一樣。在20世紀以前，就產生過技術悲觀主義的社會思潮，這種思潮認為，技術的日益發展并不意味著人類的進步，擔心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工業技術的無限發展會使生態受到污染，能源消耗殆盡；二是技術的過度發展會影響人的自由、幸福，使人喪失個性。從我們社會發展的事實來看，技術悲觀主義的擔心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人類的技術發展以后，想要讓它倒退幾乎不可能。人們有了更新的成本更低的技術，又何必要用原來的舊技術？那么，我們的社會，我們的企業的發展又如何處理好人與技術的關系呢？這里提出一個技術公民權的問題——也就是尤為重要的是，作為科學技術或者實驗性社會中的社會主體即公民，到底具有什么意義？提出這一設想的首先基于這樣的事實，即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有無限可能帶來好處和壞處。技術公民權的地位取決于技術規則體制適用人群范圍的大小，它能夠在從企業到地區到國家到全球的多個層面上得以實現。社會的發展證明，在一個社會一個企業中，公民或員工如果知道自己正在受到高科技的侵害甚至欺騙，那么他對這種進步的技術的熱衷程度將會降低很多，再好的技術他也許會漠不關心。那么，一個更加民主的治理體系就應該應運而生。我們知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生產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勞動者。如果勞動主體對那種使他自己得不到任何好處或改善的技術沒有熱情，這種技術就不能帶來應有的作用。由此推知，各企業如何能使廣大員工將自己和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是一個很大很深的課題。解決好這個問題，也就為化解企業風險提供了原動力。

在風險社會體系中，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很完善、初步啟動的形勢下，企業的運營和發展是一個重大的課題。每個企業的管理者和參與者都應該慎思篤行，勇于進取，探索企業發展規律，努力從更深層面、更高境界、更闊視野去關照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據研究表明，現在的百年企業越來越少，很多企業興業勃然，衰也忽焉。如何在風險社會中化解企業發展的風險，是需要花大力氣研究的。以上所述的四個方面是一般研究提及不多的、從宏觀方面論述的原則策略，如果我們能引以重視，對照落實，那對于我們化解企業風險、促進企業長足發展將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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