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轉與開發策略的聯動博弈

在鄉村旅游的開發中，當土地的取得方式為土地流轉方式時，政府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增加農民的收入，會選擇支持鄉村旅游的發展(即不論是農民主體還是旅游開發企業對鄉村旅游進行開發，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下面進行博弈分析，來探討鄉村旅游產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當地農民和旅游投資者之間的戰略選擇過程。

一、博弈分析的條件假定

農村土地流轉的主要博弈力量是當地政府和本地居民。要實現土地的有序高效流轉，關鍵在于正確處理雙方的投資成本與收益問題。當地居民是否與政府合作進行鄉村旅游開發，決定于參與旅游業所得到的收益與成本之間的差額、鄉村旅游投資成本以及旅游業建設過程中的代價，居民與政府都遵循利益與成本均衡進行戰略選擇。由此可見，社區與投資商的合作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博弈關系。為了便于分析，在博弈過程中本文設定了以下兩個條件假定:一是當地居民與政府的行為決定于利益與成本的比較。面對是否進行合作開發建設鄉村旅游景區，選擇決定于景區開發與建設的收益與投資成本之間的差額。二是博弈雙方的理性都是有限的，當地居民與政府的有限理性程度又是相同的，雙方均能獨立計算成本收益關系，不存在更聰明一方欺騙另一方接受博弈條件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博弈一方強制另一方接受博弈條件的可能性。

二、土地流轉中當地政府與居民的博弈分析

在公用型鄉村旅游社區，社區與資源系統高度重合，居民是資源實際上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因此在與政府這一資源和權力的代理機構之間的存在著更為復雜的利益關系。首先，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同社區內所有的公眾群體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因此其行為往往兼顧多個利益主體利益而非僅僅關注居民一方；此外，政府有作為獨立利益主體的利益訴求，存在提高地區財政目標、形象工程、腐敗等行為的可能性，而這些行為往往和社區居民的既定利益產生沖突。因此，無論是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政府與居民總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沖突，引發雙方激烈的博弈過程。

農村土地屬于集體所有，不允許直接進入市場實行土地交換，必須先由政府征收才能出讓給土地需求者使用。因此，在鄉村旅游用地的征收上政府擁有天然的權力優勢，村民在征地過程中很難與政府進行平等的談判，維護自身的利益。在土地征用的博弈中，社區居民被置于一種幾乎是邊緣化的劣勢境地。此外，我國實行分級限額的土地審批制度，大量的土地征用和調配權力集中于縣鄉級政府手中，土地征收的決策往往演變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內部行政決策，為土地征用中的不合理現象和腐敗行為提供了空間。只要出讓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部分政府官員就有利用行政權力阻止土地的市場化交易，與尋租人達成非法協議的激勵。而這些行為與社區居民的核心利益訴求存在劇烈的沖突，尤其是土地征收和交易中的不合法行為會大大危害社區居民的權益。現實中，政府和原住民之間圍繞土地的爭端和糾纏充斥著各個鄉村旅游地，政府的土地征收計劃很容易受到居民的抵制而擱淺，而強制的以及不合理的土地整合和調度行為又會給鄉村旅游的發展造成具有相當消極影響的陰影。

若地方政府選拒絕土地流轉開發，那么政府可以獲得由此帶來的農用地保護的收益：包括農用地保護所帶來的地方農業產值的增加收益，以及由于農用地保護所帶來的政治安全和榮譽收益。但為此，地方政府要承受農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所帶來的地方經濟發展和財政收益，同時，地方政府為了滿足當地居民建設用地的需要，還得整理現有建設用地。所以，地方政府選擇保護農用地能獲得的總收益為0。但是，由于農民失去了土地發展機會，其收益將為-25。在地方政府選擇拒絕土地流轉開發時，當地居民有兩種選擇：即流轉和不流轉。如果當地居民選擇不流轉農用地，則和地方政府沒有沖突，這時，地方政府的收益不變，當地居民能獲得執行農用地保護政策帶來的政治安全和榮譽收益，但為此，當地居民要承受農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使得旅游經濟受阻所帶來的損失，因此綜合收益將為0。若當地居民選擇流轉土地開發，則與地方政府會產生沖突，但由于地方政府具有農用地規劃轉化為非農用地的審批權等，當地村民不能通過合法途徑實現農用地轉化為建設用地，因此只有通過非法途徑才能實現，因此其收益將為-25。由于政府和當地居民均為理性人，他們會在博弈過程中不斷最大化自身利益，其帕累托最佳狀態為政府和當地農民達成合作關系，能夠有序地促進當地旅游產業的發展。

三、土地流轉的效率分析

基于上述博弈分析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一旦收益超過了一定的界限，雙方將通過競爭來單獨獲得鄉村旅游的開發權。但是現實中單獨開發的困難性較大，農民主體獲得資金的相對困難性、開發管理的專業性等方面無疑制約著農民單獨開發的積極性。對旅游開發企業而言，其單獨開發同樣具有很多問題，缺少本地居民合作的旅游開發無疑將導致旅游開發效益的嚴重受損，農民主體如果不能從旅游開發中獲取一定的收益，將通過各種有效手段促使阻礙旅游開發。從政府的角度看，旅游開發企業和農民主體的合作也是最好的合作方式，旅游開發企業一方面具有旅游開發的專業性，可以使旅游開發效益能最快可能的獲得，另一方面也可促進農民集體盡早的脫貧致富，達到帕累托改進。所以，博弈結論為要么合作開發，要么不開發。但是對于政府，旅游開發企業和農民三者都具有利益驅動性，合作開發無疑會是最好的土地利用方式。

農民主體和旅游開發企業是相對被動的參與合作，兩者合作開發的增值收益不可能達到平攤的目的，因此必須要主動補償被動方的收益。即合作的主動方通過經濟補償被動方，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政府的有效協調。如果主動方缺少經濟補償的動力，則政府在開發過程中得通過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才能促使旅游開發的進行。

發展旅游可以促進區域經濟結構多元化，體現土地資源的綜合利用價值。但不當的旅游開發也可能降低土地利用效益，產生旅游設施侵占本來可以有其他更高利用價值的土地資源的現象，如高質量的農業用地和公園，或本應當保留為保護區的土地。如果旅游業過多地擠占其他部門的土地，可能會造成區域產業結構扭曲，土地利用方式單一，帶來經濟風險。最近幾年來，為了旅游開發如修建景區、飯店、旅游設施、高爾夫球場以及保護區等，迫使當地居民遷離自己的住所的情況時有發生。當地居民的土地不但被侵占，甚至被禁止進入旅游開發區，導致生活生產方式改變，生活來源喪失，損害當地居民利益，影響參與旅游開發的積極性，甚至可能引發社會沖突。政府和旅游企業是擁有強勢權力的利益主體、政府擁有制定旅游發展政策和規章制度的政治權力，以及作為系統資源代理人整合、調度資源的資源權力。旅游企業擁有資本權力和產業化經營的專業優勢。政府與企業在利益訴求上有所差異。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機構，其利益訴求具有較強的公益性。旅游企業作為理性的實體總是以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行為目標，它總是傾向于在政府的規則框架下采取各種獲利對策，盡可能地擴大收益。政府不斷地通過各種手段對旅游企業施加影響，使博弈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此外，政府私利的存在為企業的尋租行為提供了空間，從而造成政府監管績效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