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小說整體象征意義的深度解讀

象征主義是藝術創作者在表達思想情感和感情的時候，并不直接的去進行描述它們，也不通過具體的意象對其進行限定，否定生硬的說教和空泛的修辭，而是運用未加解釋的象征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在頭腦中對其進行重新創造，進而與作者的思想和情感產生共鳴。從余華的小說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他從根部開始通過一些人物的象征意義對人生的哲理、宇宙的奧妙進行反映，實現了對人的生存精神的探索這個內在的主題。縱觀余華的小說中，具有象征意義的典型代表主要可以總結為三種，一種是瘋子，一種是傻子，還有一種是父親。這三類人物在文學創作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都是作家在進行小說創作中表達藝術觀念和闡述世界觀的重要符號和代碼。

1.余華小說中傻子形象的深度解讀

在中外文學史上文學創作中，內容涉及到瘋癲形象的作品有很多，傻子往往會作為一種具有獨特象征意義的人物形象出現在作品中，比如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傻瓜伊萬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伊萬，福克納《喧嘩與騷動》中的班吉，另外還有《塵埃落定》、《喧囂荒塬》、以及《檀香刑》等小說中也有傻子形象。在一些人看來，傻子好像是一類懵懂無知的人群，但是在余華的作品中卻給予傻子深刻的含義，其獨特意義主要表現為雖然這些傻子的生命是混沌無知的，在行為中也表現為非理性和神秘性，但是當他們與這個世界的理性相遇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反諷，只有通過這些傻子我們才能透過社會生活的表象，將世界本來的面目以及人生的本相還原出來。在作者的世界中，這些傻子的無知和愚笨并不是一種病態的人格，反而是由于太過于單純，太過于善良，而與這個污濁、骯臟的世界格格不入。在作者的筆下，這些傻子代表的是一群無理性的具有本真人格的人，他們與這個理性世界的荒謬和陰暗形成極大的反差和對比。

《十八歲出門遠行》是余華最先引起人們注意的作品，可以說是余華先鋒小說創作的開端。在這部小說中主要以第一人稱講述了一個人的經歷和感受，而在小說的開始就指出了傻子式人物的命運就是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獨無助的漂泊。文中“我”是一個天真懵懂的十八歲的少年，在這個美好的年紀“我”的心中對未來抱著幻想，正是在這種幻想的促使下“我”開始出門遠行，被放逐在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環境中，心中也曾期待等待“我”的將是什么樣的命運。最初的“我”在面對一切的時候是如此的放松，憑借小聰明“我”用一支煙換取了免費搭車的機會，這使“我”有點沾沾自喜，但是后來汽車拋錨了，一些人想要搶走車上的蘋果，而“我”為了保護蘋果而被打傷，在這個過程中蘋果真正的主人司機卻在一旁看“我”被打，漠不關心，最后司機拿走了“我”的行李，“我”成了這件事情中唯一的受害者，孤零零的被拋棄，在暴利和欺詐的世界中被傷的傷痕累累[1]。這種類似的人物形象在余華的其它多部作品中都有出現，比如在《我沒有自己的名字》中的來發是一個“白癡”，受盡了世人的欺凌和屈辱，最后在現實生活的陰險、狡詐、貪婪中，他選擇了放棄了自己的名字，表現出了與現實的對抗；《我膽小如鼠》中的楊高在面對這個令人恐懼不安的世界時，他在欺軟怕硬的人群中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從余華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內省充滿憤怒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存在著現實和美好之間的尖銳的矛盾，而傻子在他作品中卻不是為了表現傻子的愚笨和癡呆，而是作為神性的光芒出現。通過傻子的淳樸和善良來體現精神和藝術所呈現的人的力量，在作者的筆下他們在面對侮辱和欺凌的時候沒有憤怒的反抗，就像是沉默的羔羊，只是用自身悲劇性的命運承受著來自這個世界人性的荒謬和丑惡，在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來自人最本真的心靈的力量和耀眼的神性光輝[2]。總的來說，傻子在余華的創作中象征著人性中的真善美，表現了余華對美好人性的渴求，但是傻子終究難逃湮滅的命運，這也透漏出余華的心中始終存在的一種絕望的情緒。

2.余華小說中瘋子形象的深度解讀

熟悉余華作品的人都會發現，在余華的作品中有很多瘋子的形象，比如在《河邊的錯誤》中精神失常的許亮還有殺人的瘋子，《一九八六年》中的中學教師，還有《四月三日事件》中的迫害妄想癥患者等。其中在《一九八六年》中的瘋子是以一個具有暴力文化性質的父親形象，他的命運也非常悲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而成為一個瘋子的[3]。在作品中，他是一個刑罰研究者，主要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上令人震驚的各種各樣的刑罰，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心理發生了扭曲和變化，他在幻想中對他人的傷害轉化為現實中對自己的行刑，通過自殘的方式對這些刑罰進行展示，引起人內心極大的震驚和對這個人的恐懼。這個教師不僅是暴力的犧牲品，同時也受暴力的影響而成為施暴者，作者通過這樣一個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文化暴力其實是歷史的一種演繹這個事實，進而向我們展示了暴力文化的悖謬性和悲劇性[4]。通過這種現象的揭示，余華更加想要傳達給我們的是歷史文化的根深蒂固是現實暴力的來源，但是其最終產生的原因還是由于人本身存在的暴力和欲望。在這里的瘋子形象代表的是對歷史暴力文明的解構。在《河邊的錯誤》這部小說中，瘋子以盲目殺人的形象出現，他活著的唯一理由就是殺人還有重復殺人，在這里殺人是瘋子的行為表現，而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內心的欲望。比如在作品中的露珠為了情欲不惜毀掉自己丈夫的容貌，而自己也被丈夫殺死[5]。當然我們要知道，血腥而暴力的殺人行為本身并不是余華想要表達的內容，這里的瘋子般的暴力在小說中成為反射人生存的鏡子，使人直面人性中存在的暴力本能，這種暴力本能潛藏在人性的深處，而欲望就是暴力的導火索。在這里瘋子就是這種暴力本能和欲望的共同體存在。

3.余華小說中父親形象的深度解讀

在余華的小說作品中有一系列豐富的“父親形象”，比如在余華的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父親是作為外部世界暴力真相和引導者和揭秘者的形象出現的，這體現了在傳統文學中，父親在家庭中不可動搖的地位，以及在子女精神支柱和價值取向方面引導者的化身，余華小說作品中這種父親的形象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才有了改變。比如在《鮮血梅花》中兒子阮海闊為了給死去的父親阮進武報仇，被仇恨迷住的眼睛，失去了生命的全部目的和意義，在這里死去的父親作為兒子精神上的主宰和引導者使他完全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義[6]。《活著》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個與死亡有關的故事，是一次超越苦難的生命歷程。小說的主人公叫福貴，他是一個普通的農民，然而他卻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親眼見證著一個又一個親人的死亡，女兒鳳霞由于高燒啞了，最后也在生產中大出血死亡了，兒子有慶也因為太困在學校的圍墻下睡覺而被區長的汽車倒車撞倒的磚墻砸死了，無論他如何掙扎反抗都無法逃脫這種感覺命運，這體現了宿命的不可抗拒性，不過即使在這種命運的壓力下，福貴仍然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最終實現了對苦難的超越。余華在《在細雨中呼喊》這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卑劣無恥的“父親”孫廣才的形象，他以一個兒子和父親的雙重身份出現在作品中，作為家庭中的壓迫者，他對待自己的父親和兒子都是像對待腳下的絆腳石一樣，隨時都準備踢開他們，但是在失去親人后他也會不由自主的失聲痛哭，這昭示了那些在欲望世界沉淪的人物也有被救贖的可能性，父親的形象開始轉向溫情化[7]。到《許三觀賣血記》中父親的形象又變得高大起來，他所產生的是震撼人心的內在悲劇性，血作為人生命的象征，賣血事實上市通過對自身生命的摧殘懶換取生命的延續，由此看來，《許三觀賣血記》傳達出的是一種樂觀的人生態度。這部小說的高潮是許三觀為了救兒子千里賣血，在本來的小說構思中，余華本來是要安排最后一章許三觀無法再賣血的劇情，而正是許三觀對兒子的愛戰勝了絕望，余華將劇情改為許三觀用自己的血救活了兒子，不僅實現了余華對其小說中父親形象的救贖，同時也實現了對人性的救贖，父親象征著無私的愛的力量[8]。

4.總結語

余華的大部分小說傳遞的主題都是血腥、暴力、死亡，主要是對人性惡的抨擊，在這里他塑造了許多不朽的人物形象，其中傻子形象主要象征著單純善良的人性善象征；瘋子的形象則是作為欲望和暴力本能的承載體出現，象征著人性惡不可救贖的命運；父親的形象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象征，不過到最后又回轉到父親之愛的偉大力量上，對其進行了贊頌，展現了人性救贖存在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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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書影.先鋒文學的本土化探索——對余華小說轉型的思考[J].南方論刊.2008(03):84-84

[3].丁明霞,何國安.余華小說敘事風格的嬗變[J].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9(09):63-63

[4].許松盛.論余華小說中的暴力與人性[J].青年作家(中外文藝版).2011(04):37-38

[5].王海燕.“決絕的苦難”與“溫情的苦難”——論余華小說在20世紀90年代的轉型[J].欽州學院學報.2011(02):69-70

[6].侯玲寬.在堅持與背離中突圍——論余華創作的轉型[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4):58-59

[7].楊小濱,愚人.創傷主體的錯亂敘事:論八十年代余華的先鋒派小說(一)[J].東吳學術.2011(03):83-83

[8].惠靜.余華小說的死亡敘事及其轉變[J].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05):98-100

本文來源：http://www.007hgw.com/w/zw/1534.html  《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