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生代農民工就近城市化進程中實現中原夢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

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圓的過程就是他們城市化、市民化的實現過程。“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剛性約束將農民排斥在現代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之外，人為的形成了社會群體間的分層和定位，而處于社會底層的奮斗者——農民為了更好、更優質的生活，他們離開土地從事非農經濟活動，是兼具農民身份和工人職業的特殊混合體。”①成為了“亦工亦農”、“非工非農”或“不倫不類”的邊緣人——“農民工”。事實上，農民工階層的出現和形成，“既是中國改革開放歷程最有發言權的見證者，也是農村和城市全方位轉型的推動者，更是制度創新變遷和未來轉型發展的內在活力釋放者。給予他們應有的國民待遇，廢除隔離式的戶籍制度安排，讓他們在城鄉之間擁有自由選擇權利，分辨他們能夠自行選擇的發展機會，走農民市民化的流動性發展路徑，這是具有多種重大發展意義的事情，我們不應該再以各種名義反對和阻止他們的理性選擇。”②然而這個追夢的過程卻是曲折而又漫長的，經過了農民工的代際更替，如今成為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難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出于政治因素和社會穩定的考量，森嚴的行政分級制度天然的將中國社會分割成了溝壑分明的兩個結構——城鄉分治的二元結構，徹底地剝奪了農民擁有城市夢的權利。改革開放后，農業生產效率連年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出現，刺激了城鎮工業的發展，我國特有的農民工角色應運而生，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口流動的地域和單位限制漸漸放開，農民工外出就業的數量呈現持續穩定地增長，截止2012年底農民工的數量已超過2.6億，農民工以一個舉足輕重的戰略性的社會群體參與到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改變甚至打破了固有的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模式。但是城鄉間特定的制度約束和漸進改革模式等，限制了農民工擁有和實現城市夢的可能和條件。而如今活躍于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主體的是這樣一個群體——新生代農民工，他們中的許多人正逐漸褪去鄉村氣息，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消費習慣等已經有了“城市夢”的影子，不同于“城市過客”心態的父輩，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和獲得他人的尊重和社會的認可，對未來的人生軌道有規劃，更期待未來的發展，要體面的、有尊嚴的職業，渴望更能體現人生價值的自主創業的夢想，是最接近實現“城市夢”和最具有市民化意愿的群體，而城市歧視、排斥的態度致使他們的“城市夢”蒙上了灰色。

（二）中原與“中原夢”

“中原”一詞，可考文獻最早見諸于《詩經》，但內涵有限。經過朝代的變遷和更替，“中原”的指代范圍和含義相對完整地出現在視野中，更有云“中原乃兵家必爭之地”、“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問鼎中原”等這樣的語言詮釋，足以說明這個地域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和璀璨奪目，它的存在是中國歷史和發展中不容忽視、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農耕時代的繁榮經過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西化浪潮的沖擊，工業文明時代和海洋時代的盛行，處于內陸的傳統農業區的中原大地逐漸變得沒落，優勢成為包袱，如何重現往日的鼎盛與繁華，實現中原大地的偉大復興，是每一個河南人都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而“中原夢”給了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中原夢”是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在省第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首次提出并做出了詳盡闡述的。“中原夢”的概述是：謀跨越求崛起，建小康富人民，興河南強中原，這是中國夢在中原大地書寫的本土藍圖、具象畫卷，是融入億萬河南人民企盼的中原夢。“中原夢”既有對中原大地戰略腹地重要性和科學發展成果的自信，又有對基本狀況困難和攻堅轉型機遇的清醒認識，努力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促進中原崛起，是“中原夢”的深刻內涵。

（三）“中原夢”與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關系

“中原夢”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宗旨和目標是高度吻合的，“中原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廣大的中原大地的兒女生活謀福利，而“城市夢”最終實現的是新生代農民工追求的個人幸福和未來，“中原夢”與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不是排斥的利益兩極，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利益共同體，他們之間的發展不存在此消彼長，而是相輔相成的。

“中原夢”是國家區域經濟建設和國家總體目標的有機結合，在實現“中原夢”的過程中，勢必要加快和優先發展中原大地的中小城市，這是中原經濟區建設過程中推進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載體，是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的道路，是提供給中原大地上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實現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和寬厚的承載平臺。

新生代農民工追求“城市夢”的過程就是他們城市化的實現過程，這是工業化、城市化的必然趨勢和理性選擇，更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最真實的聲音。“對他們而言，城市意味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意味著不一樣的前途，不一樣的命運。他們希望通過進城務工經商，告別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①而檢驗“中原夢”完成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地區內有夢想的新生代農民工個體夢的實現，個體夢的實現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中原夢”的實現，然而如今本地區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實現困境阻礙了“中原夢”的實現步伐。“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嚴格的戶籍制度、冷漠的社會歧視等一道道有形無形的門檻不斷打擊著他們的城市夢。”①

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現狀及相關制約因素

（一）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現狀 

農民工出現已有數十年的時間，隨著第一代年齡的逐漸增大，農民工出現了代際更替，新生代農民工成長起來并逐漸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是農民工的主體，已經占到農民工總數的60%，以80、90后為主。一方面，與父輩農民工相比，他們不必擔當養家糊口的責任，已經對農村有些陌生和“水土不服”，務農能力差，從事農業生產的期望值低，缺乏對鄉土的情結。“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約84.5%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30%多在農村沒有承包地，40%多沒有宅基地，92.3%不愿再回農村。”①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高，思想開放、思維活躍，職業期望值高，對城市中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享受有強烈的需求、認同，對城市更加依賴。然而現實境況卻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狹窄的發展空間、低廉的工資收入、匱乏的社會保障，使他們成為始終徘徊在城市邊緣的特殊群體，無法真正融入城市的主流社會，對城市普遍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城市給了他們“城市夢”的期待，卻沒有給他們實現夢的機會。

除了上述全國新生代農民工都存在的困境外，以河南為主的中原經濟區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擺脫不了一些特有的問題。這個地區多是人口多、底子薄的農業大省，農業人口總量大、“三農”問題、貧困人口問題和貧富差距問題特別突出，曾經輝煌的農耕文明的優勢演變成根深蒂固的傳統小農經濟意識的羈絆，造就了本地區的新生代農民工往往更具地域特色：家鄉情結重，多以省內流動為主；思想觀念中小農意識濃，視野不開闊；基礎教育相對匱乏，農民工素質有待加強，這些都是地區內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城市夢”的羈絆。

（二）阻礙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實現的相關因素

1．制度因素 

以嚴格的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為主的制度因素曾在社會管理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農民工問題的影響更多的表現為阻礙作用。

作為人口管理制度存在的戶籍制度在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存在，而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卻扮演著多重角色。“作為凝固社會身份、阻滯人口流動，以實現重工業優先的城市化戰略目標的城市戶籍管理制度是計劃經濟的‘制度產物’，”②“這種戶籍制度實質上是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即以農補工、以鄉養城的‘城鄉差別戰略’，強調戶口的不可遷移性，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排斥在分享城市社會資源之外。”②戶籍制度更多的是一種身份象征，正式城市市民的標志，而附注于其上的額外的權益和福利才是農民工追求和向往的根本。現行的戶籍制度嚴重扭曲了其基本功能，過分強調控制功能，只片面的執行服務功能。

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等具體項目，目前較為盛行的城市——鄉村各自為政的保障模式是建立在原有的勞動力非流動基礎上的，與勞動力資源的低流動性密切相關，而這種模式是與新生代農民工明顯的周期過渡、流動頻繁等特征嚴重不符的，使得他們的社會保障問題陷入困境。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缺失，阻礙了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進程，也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

專家學者和決策層都認識到這個問題對于農民工城市化進程的限制作用，許多破冰政策紛紛出臺，雖然過程曲折且反復，但是到目前為止，應該說戶籍及社會保障等制度的改革還是有長足的進步。就在今年的6月26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作的《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將全面放開小城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逐步放寬大城市落戶條件，合理設定特大城市落戶條件，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這是比較全面的在城市化進程中打破戶籍制度的阻礙作用，還有其他諸多阻礙城市化的制度因素有待于被消除。

2. 非制度因素 

如上所述，以往專家學者在分析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難以實現的原因時，多將責任歸于禁錮的戶籍制度、社保制度等制度化因素的影響。不可否認，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制度不當和制度缺失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隨著“城鎮化”被提上議事日程，對于限制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的制度因素必須有所回應，堅持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盡快解除制度約束和限制的解決方式是有效的。然而，深究起來我們發現，制度上的障礙在一定條件的配合下是可以克服的，要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制度化的“城市夢”是指日可待的，而只有困擾城市化發展進程的諸如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氛圍等非制度化因素的解決，才可以說是他們“城市夢”的真正實現。

這種非制度化因素的影響體現是雙向的，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城市文明、城市生活的觀念認同和城市市民對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接納。新生代農民工內心向往完整的城市生活，但是由于教育層次的斷層，使得他們在城市就業層次低、穩定性較差、缺乏職業安全感，對未來很是彷徨，缺乏歸屬感和存在感，對于城市生活渴望而不可及，安居樂業、落地生根更無從談及。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贏得尊重、認同并且有尊嚴的生活是他們“城市夢”實現的基礎。同時更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和市民以開放的心態接受新生代農民工，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減少偏見和不信任，要正確對待進城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擾亂和破壞的小概率事件，要認識到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村和城市的銜接體，是現代化和建設小康社會的生力軍，重視其社會主體地位，才能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就近城市化，也更有利于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三、“中原夢”中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實現途徑

城市化的真正內涵應該是農民工的城市化，而不是如今單純追求城市建設和城市擴張“造城式”的城市化。基于“人”的城市化的探索，在追求“中原夢”的過程中確保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夢”的實現，就近城市化是較為現實的選擇。“所謂就近城市化就是傳統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革和伴隨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根本性改變，是一個農村文明向城市文明靠攏和融合的過程，而從地域上來說，不在于是否進入大中城市，在相對集中或比較集中的地域，如本鄉鎮、本縣和本省范圍之內，實現享受現代城市文明，與城市小康社會的無差別的生產和生活方式。”①之所以選擇這種方式和路徑是基于以下幾個層面的考慮：

其一，從現行政策層面上來說，前有“中原經濟區建設”、后有“中原夢”，既有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區域化傾斜的戰略支持，又有地方政府對于中原地區跨越式發展的探索，處處彰顯中原崛起的壯美藍圖，“三化協調”、“四化同步”、“農業現代化”等措施無疑都給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新生代農民工就近城市化提供了可實現的操作平臺，是他們實現“城市夢”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其二，從地區特征和資源上來說，中原經濟區建設的區域規劃是國家擴大內需的戰略，是著力培養的內陸增長極，其看中的正是這個區域戰略要地的地域環境優勢和中華民族與文明的文化底蘊強勢，農業基礎的雄厚和勞動力資源的豐富、重要的交通地位和豐富的基礎資源。而今“以河南為主體的中原經濟區，在國家已批準建立的各類經濟區、綜改區、實驗區中，人口最多，面積最大，功能最全，任務最重。無論是形成國家重要的糧食生產和現代農業基地、建設全國“三化”協調發展示范區，還是構建全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板塊、發揮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支點和現代綜合交通樞紐作用，以及建立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區，都是事關國家發展大局、事關全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能否如期實現的重大問題。”①在此區域內積極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推進產業鏈接和服務共享，實現中原城市群內的聚合化、集聚化發展，促進地區內小城鎮的建設，增強縣域經濟發展，將吸引新生代農民工在本地實現轉移。

其三，從本地新生代農民工的現狀和特點來說，豐富的勞動力輸出資源，曾為江浙和沿海等地區的城市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今隨著沿海地區用工能力的萎縮，這個區域內以遠距離遷移來實現城市化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回遷跡象，并且伴隨著小城鎮戶籍制度的日漸放開，在中原地區實現新生代農民工就近城市化變得更為現實，是城市化成本較低的優化選擇，畢竟“在短期之內把大部分農村人口轉移至城市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采取‘就地城市化’的途徑，建成眾多在基礎設施，服務水平等方面與城市無異的適宜人居的村鎮，或者建設一系列的中心鎮，吸引農村人口向鎮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