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士人治天下，以天下奉士人”——宋初“崇文”現象探析

    宋初“崇文”現象有著深刻地歷史內涵。自從安史之亂以后，中央政府的威懾力大大削弱，各地藩鎮擁兵自重，到了唐代后期，逐漸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當時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尤其是五代十國，政權更迭頻繁，軍人叛亂，大臣以下犯上，君權喪失，這些都給了宋初統治者極大的影響，趙匡胤想出“杯酒釋兵權”可以說也是無奈之舉。另一方面，當時邊疆少數民族的力量很強大，威逼中原王朝，出現了“兒皇帝”的無恥之事，在趙匡胤看來，這與道德淪喪，文化衰敗，儒家正統受到巨大挑戰有關。

一        

    在宋太祖看來，五代紛亂，是天下不習文的緣故，而習文首要的就是讀書，他對近臣說：“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結果近臣皆莫對。不過，他的讀書并不是為了提高文學修養，吟詩作詞，而是以期能夠為治理國家獲得啟發，或者受到文化傳統的洗禮與約束，比如新丹鳳門成，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曰:“人家蓋一個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遂擲于地。可見他在有意引導一種實用性的文風與讀書方向。他除了勸導武臣讀書，也勸導文臣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他與趙普的君臣關系非常親密，也常常勸以讀書：“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既甍，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祖通過讀書，也調和了文武關系，也是嘗試建立儒家道統的第一步。而太宗同樣也喜愛讀書，且把改過從善，探求治國之道作為主要目的，太宗曾對近臣說：“屢有人言儲二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

    唐末五代以來，文物典籍喪失殆盡，“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兩千余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兩萬余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于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幅稍備。”同時，又“別建三館，…詔賜名為崇文院。…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太宗不同于太祖是武人出身，他博覽經史，崇尚學術，本人也練習文墨，太平興國二年“命翰林學士李昉等編類書為一千卷，小說五百卷”太平興國六年又下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者，許送官。…第其卷數，優賜錢帛，及二百卷以上者與出身，”通過這些措施，也獲得了大量的圖書，不愿送官的，官府借抄完歸還。另外，太宗還組織李昉等人，利用館閣豐富的藏書編纂圖書，太平興國八年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尋改總類名曰御覽。”在雍熙三年，他認為諸家文集，雖各有所長，但是優劣懸殊，“乃命翰林學士宋白等精加選擇，以類編次，為《文苑英華》一千卷。”到了真宗時期，也命人修纂了大型的圖書多種，其中就有《冊府元龜》。宋初的圖書建設對于保護我國文化遺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印刷術的發明，宋代的圖書出版，以及容量都很大，這在以前歷朝歷代是無法相比的，從這一方面說，宋初的“崇文”不僅僅是一種“延譽”性質的雕琢，而是統治者探求治國之道的一個途徑。 

二

    宋代的科舉制度與唐代有很大的不同。唐代的科舉制度由于門閥士族的操縱，以及干謁這種特殊途徑，使得科舉不是很完善與公平，唐代很多的文人士子為了干謁寧可等待十年。高適更是在詩里寫到：“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杜甫為了進入仕途，在長安困守十年，嘗盡酸甜苦辣；岑參、韓愈等許多唐代著名詩人都是參加過干謁的。而宋初之際，統治者對于科舉制度做了一些改革，打破了門第觀念，廣開仕途，擴大了錄取名額。宋太祖時每次錄取人數基本不超過十人，但是要求很嚴格，尤其是在乾德元年，取消了“公薦”，九月丙子，“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宋太宗時錄取人數很多，其中在公元992年全國錄取進士、諸科、特奏名等1317人，達到科舉取士的最高額，這在當時也受到了薛居正等人的反對，但是當時太宗旨在崇文抑武，不聽大臣的建議，執意孤行。并且宋代進士舉人直接授以官職，具體是：“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并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當然，宋代的科舉也受到唐代薦官制度的一些影響，太祖幸西京時，洛陽人張齊賢獻上十策，太祖對太宗說，他到洛陽只得到了一個張齊賢，囑咐太宗登基以后擢用，于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后，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為齊賢故也。” 這也說明即使沒有權貴的推薦，沒有“公薦”的存在，士子們只要得到皇上的垂青，同樣可以加官進爵，太宗時的蘇易簡，深受皇帝寵信，只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又是一代權貴。

    宋真宗時，科舉制度更加完善，咸平二年，“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貢舉，…刑部員外郎董桂宇、太常寺博士王涉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禮部貢院封印卷首自此始。”特別是“糊名法”的實施，讓一大批投機鉆營者原形畢露，提高了科舉取士的公平性，還有“謄抄法”的實施，景德二年，“禮部貢院言：昨詳進士所納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舊卷裝飾重行，或為傭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并令舉人親自投納，仍于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試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并駁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永不得赴舉。這些措施的實施保證了廣大的平民階層也能參與到政治中來，為宋代的社會穩定與文化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當然，宋代的科舉弊端也很明顯。最為嚴重的就是由于科舉取士人數的增加，官僚機構臃腫龐大，這在太宗后期已經顯現出來，當時王禹稱上奏言：“內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二曰艱難選舉，抑武臣而激武臣也。…”在至道三年，王禹稱又上書言五事，其中“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親賢臣，遠小人，…”由此可見，冗官帶給了北宋王朝很大的經濟負擔，即使在太宗時期，也發生了李波、王小順起義，北宋的社會穩定的背后，經濟繁榮的背后，也同樣隱藏著人民的疾苦與血淚！

三

    宋代的文化思想政策典型的體現在對待儒釋道各教的態度上。首先被統治者提上議程的是儒學的復興與禮樂的重制，這是一個艱巨的工程，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五代十國之際的喪亂，可以說是儒學的摧殘與喪失所引起的，當時也沒有那一個文人有能力擔負起復興儒學的重任，由五代入宋的文人徐鉉深刻的體會到了亂世儒道的敗壞，在《徐公文集》卷二中有這樣一首詩：“日覺儒風薄，誰將霸道羞。亂臣無所懼，何用讀《春秋》。”短短二十字，字字見血，句句刻骨。

    宋太祖尤其敬重那些有深厚儒學教養，穩重敦厚的儒者，如范質，薛居正等，太宗時通過科舉大量招收儒生，遵太祖遺訓，“終生不殺士”，并且優待士子，多以賞賜。而真宗時候，更是在封禪之時，派人祭祀孔子廟，“以（孔子）四十六世孫、同學究出身圣佑為奉禮郎，…又追封叔梁為魯國公，”詔加謚號曰“玄圣文宣王”。這些措施都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儒學的復興。

    與儒學的復興伴隨的是，道家思想的波瀾。漢初的時候，民不聊生，漢文帝、漢景帝采取“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迅速恢復了國力，在宋初，宋太祖與宋太宗也采取了相似的一些措施，太祖時的道士陳摶老祖，張守真等，對于宋初文化思想也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宋太宗，他曾親自讀《老子》，深刻認識到：“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于無為，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參知政事呂端等對曰：“國家若行黃、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太宗曾經下詔當時著名道士種放歸闕，并且對于當時的道教采取一種默許、縱容的態度。宋真宗時種放更是數次來朝，真宗禮敬有加，如景德二年，“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為右諫議大夫，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召對賜宴，賦詩踐行，恩禮甚厚。”甚至到了后來，連種放的兄弟也加官進爵，卻有點寵信過重了。與此同時，“有賀蘭樓真者，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余歲。…上遣中使照召赴闕，及至，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真宗景德四年，“增封唐大歷中孝子潘良玉及其子季通墓，”

    宋代是一個繁榮昌盛與多災多難的王朝，但是無論怎樣，我們都不會忘記有這樣一個王朝，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做出了如此大的貢獻。宋太祖與宋太宗被宋人以及后來者所稱頌，以“祖宗”相稱，不是沒有道理的。宋初的文化建設對于今天的文明建設同樣有啟示意義，不管政治體制如何，不管社會發展程度怎樣，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精華不容流失，宋代是封建文化發展的頂峰，但也是站在前代的探索基礎上的，經過近代一百多年的探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能夠走得更好，這是孜孜不懈的先賢們告訴我們的真理。

【參考文獻】

【1】宋·李燾 著《續資治通鑒長編》.北京：中華書局. 1992

【2】宋·龔鼎臣《東原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宋·趙汝愚 著《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