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前期作為公共領域機制的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比較研究

    在其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哈貝馬斯提出，在18世紀，由于一系列的歷史變革——如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工商業的發展，報業的繁榮——在歐洲出現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其時人們可以在公共領域中自由而廣泛地討論文學、哲學、以及時政，而在這樣的討論中，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逐漸形成，并對政治生活及社會生活產生良性的影響。

    然而，公共領域中的討論不可能憑空進行，而是需要一定的平臺。在當時沒有現代通訊設備甚至互聯網的前提下，它需要實實在在的場所，以便為人們創造一個碰頭并自由交談的機會。在哈貝馬斯看來，當時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場所。他將其稱之為公共領域的“機制”，并指出其時主要有三種機制：“咖啡館、沙龍、以及宴會（dinner parties）”[1]34。在這些場所，人們可以暫時地拋開身份和地位的差異，無拘無束地談天說地，議古論今。

    有意思的是，這三種機制分別是在三個歐洲國家——英國、法國、和普魯士——占主導地位，而不同的“國籍”也使得它們具有不同的特色。因此，對三者進行比較研究，可以揭示當時三個國家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差異。鑒于篇幅所限，同時亦為了更好地突出重點，本文集中分析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不同之處，并以之透視英法兩國在18世紀前期的不同國情。

    總體說來，18世紀前期的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差異：

一  在與報業的聯系方面

    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的特點之一是其與當時新興報業的緊密聯系。咖啡館老板為招徠顧客，往往會訂購時下流行的報刊，供顧客免費閱覽。買不起，或者不愿意自掏腰包買報紙的人可以步入任一家咖啡館坐下，叫一杯咖啡，然后隨意選閱館內的報刊。即使是不識字的人，亦無大礙——因為咖啡館中有專人負責朗讀報紙，所以只要聽力無礙，便可獲取報刊上的信息。因此，當時的咖啡館不僅僅是喝咖啡的地方，也是讀報的地方。這在約翰遜所編纂的《英文詞典》（1755）里有著形象的體現——字典中對“咖啡館”一詞的定義是：“一個出售咖啡并提供報紙的娛樂場所”[2]215。

    人們不僅通過咖啡館獲取新聞，也于其中自由地討論時事。咖啡館的布局在很大程度上為這種自由的討論提供了良好的氛圍：“早期典型的咖啡館往往是一個大廳，廳內有一張長桌，顧客們便圍坐在長桌四周的條凳上。這一布局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身份差異，并使大家可以暢所欲談。”[3]247在身份差異被淡化的情況下，人們可以相對平等地討論甚至爭辯；即使是不識字的顧客，在聽取了新聞和他人意見后，亦可發表自己的見解——這樣的機會，在他處是很難有的。通過這種自由和相對平等的討論和爭辯，不同的觀點得以碰撞、激蕩、交融，從而孕育出新的觀念和思潮。而與此同時，顧客們的眼界也得以拓寬，對時局的認識亦更加深入。換言之，他們被“啟蒙（enlightened）”了。事實上，咖啡館和報紙在18世紀英國的啟蒙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如Ellis所言：“在18世紀，通往啟蒙和理性的道路有很多條，而英國的啟蒙之路是溫和的、文雅的、中產階級式的；這條路通往咖啡館的大門，在那里面，人們用報紙武裝自己的頭腦。”[4]206

    然而咖啡館同報刊的關系卻非僅限于此，因為當時新聞和信息的流動并不是單向的：咖啡館并非只是被動地從報刊獲取信息，更為報刊提供信息。如著名的報業家約瑟夫•艾迪生就曾在巴頓咖啡館放置過一個獅頭形的盒子，任何想要向他提供信息或投稿的人，都可將其投入盒內。[3]245報刊因此有了更廣泛的“群眾基礎”，信息得以雙向流通，而咖啡館與報社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共生關系，并因共生而共榮：英國的報紙發行量由1695年的不足一百萬份飆升至1780年的一千四百萬份；[5]120倫敦的第一家咖啡館于1652年開業，到了1739年，市內咖啡館的數量已增至551家。[6]xxix

    由此可見，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和報業的繁榮是不可分割，相互促進的。然而在同時期的法國，沙龍和報業之間的關系卻遠非如此“甜蜜”。首先，法國報業遠不如英國報業那般發達。這主要歸咎于當時報社需向政府所支付的高昂年費，以及嚴格的審查制度（censorship）。對報社而言，審查制度是一個尤其嚴峻的問題，因為書籍出版社可以通過一系列方式巧妙地規避審查——如“在國外出版，或者使用假的出版信息，再通過地下流通網絡傳售”[7]4——而報社則不能。在這樣的雙重限制下，法國報業舉步維艱；而在英國，自1695年《印刷法案》被廢除后，報業的發展則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5]120

    法國報業不僅發展緩慢，而且報刊亦未登沙龍之大堂。早期沙龍的主要活動是“文學討論及創作”和“哲學討論”[3]200，對新聞和時政關注較少。即使到了18世紀，沙龍成為“搜集和傳播新聞的中心”[3]206，逛沙龍的人，也不像咖啡館的顧客那樣，是沖著報刊去的。在沙龍里，主要的閱讀材料不是報紙，而是“詩歌、散文、和信件”[3]206。沙龍客們不僅不閱讀報紙，更為奇怪的是，他們在“出版報紙”。如巴黎的一家沙龍印發過一系列“新聞及小道消息傳單”，這些傳單的內容與效用，與報紙相差無幾；而《法蘭西信使報》的主編之一馬蒙代爾（Marmontel）則經常去喬芙林夫人（Geoffrin）的沙龍，以便為他的報紙搜集素材[3]206-207。可見，法國沙龍并非是由報刊中獲取信息并受其影響，它們反而是向其提供信息并施加影響。

    因此，在與報業的聯系方面，英國咖啡館與法國沙龍有著較大的差別：前者與報業形成了共生關系，攜手并進，而后者則同本不發達的報業保持相對疏遠的關系。這一差異一方面反映了報業在兩國的不同發展水平，另一方面亦反映了咖啡館和沙龍在組織形式和招徠來客手段上的區別。

二  在經濟生活的參與方面

    除了其同報業的緊密聯系外，英國咖啡館的另一特征在于它們從本質上而言，都是商業實體。與沙龍的女主人不同，咖啡館老板營業的最主要目的是獲利。咖啡館成為公共領域機制，對他們而言，完全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而咖啡館的社會功效也不過是一種副產品，或者說一種“附加利益”而已。這恰好印證了18世紀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理論，即當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亦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的整體利益。

    咖啡館不僅作為商業實體參與經濟生活，更為當時英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

    首先，它們為商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以便其與客戶及合作伙伴進行談判和協商：他們可以在咖啡館舒適的包間里，飲上一杯提神醒腦的咖啡，協商并達成交易。隨著咖啡館變得越來越流行，在其中談生意亦日漸普遍。正如時人所描繪的，商人們過去經常在酒館里談生意，但酒精飲料使他們“昏昏欲睡，無心言商”，而“現在有了咖啡館，他們便可移尊彼處，略飲一二，談妥生意，互相道別，然后神清氣爽地各奔東西。”[6]98

    其次，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英國出現了一系列大型的金融機構，如英格蘭銀行成立于1964年，倫敦證券交易所建立于1698年（有意思的是它是起源于咖啡館中的[3]244-245）。隨著這些金融機構的出現，及時的商業信息變得空前重要。而咖啡館作為信息交換和流通的理想場所，則成為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的經常光顧之地。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這一時期的咖啡館變得愈來愈“專業化”：不同行業的人開始有了圈內人經常碰頭的咖啡館——如當時的股票經紀人就經常在喬納森咖啡館碰頭談天。[3]248這樣的“專業化”使得職業人士可以更方便地與自己的同行討論交流，因而在專業領域的信息亦可以更快更便捷地流通。

    法國的沙龍則與此剛好相反，它們在本質上是非商業化的。沙龍的女主人們并不想直接從中獲取經濟利益，訪客們亦無此心。對他們而言，沙龍“主要是加入并參與到文學界（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途徑”，[3]206而抱著商業目的去參加沙龍則是匪夷所思，甚至令人鄙夷。

    究其原因，則可追溯到17世紀沙龍在法國始興之時。其時沙龍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調和新貴族與舊貴族之間的矛盾，促使二者融合。新貴族是指那些通過經商而致富，并隨后購買了爵位的人（路易十四為擴充國庫，曾大量出售爵位）。他們去沙龍的主要目的當然并不是為了營商，而是認識和結交舊貴族。他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淡化甚至抹去自己通過營商而獲取爵位的事實（在舊貴族看來，商業是下等公民所從事的），進而更好地融入上流社會。這種“去商業化”在沙龍的形成過程中，成為了其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法國沙龍從一開始，就是反商業的。

    由此可見，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的另一區別在于：前者是商業化的，而后者不是。這一區別反映了兩國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在英國，隨著迅猛的殖民擴張、技術革新、以及大型金融機構的建立，工商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咖啡館的盛興，既是這一發展的結果，同時又促進了這一發展。正如Melton所言：“1680年到1720年的幾十年間，既是咖啡館如日中天的時代，也是英國在商業和殖民上突飛猛進的時代。”[3]244與此相反，同時期的法國依然是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國內最富有的人依然是大地主。由于受到“一大堆的政府管控” [8]114 (如國內貿易壁壘)，工商業的發展極其緩慢。這或許從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當時在法國雖然也有咖啡館，但其在公共領域構建中的作用，卻遠不及英國的咖啡館。

三  在政治傾向方面

    按照Melton的說法，沙龍起源于16世紀的歐洲宮廷中。譬如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的第六任妻子凱瑟琳•帕爾，就曾在宮內聚集過一幫文藝界人士，這可被看作是沙龍的雛形。[3]199此后，沙龍文化在英國亦有所發展，然而17世紀中期的內戰以及隨后的共和時期暫時地清除了宮廷文化，而沙龍在英國亦隨之式微。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沙龍的發展被阻斷的共和時期，咖啡館卻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并一舉獲得各界人士之青睞。復辟后，查理二世認為咖啡館“邪惡而富有破壞性”，因此企圖抑制其發展，并于1675年頒布敕令，要求倫敦所有的咖啡館停業。然而此時咖啡館的人氣已如火如荼，敕令一出，便遭到各方的強烈抗議。迫于壓力，查理二世不得不于十天后收回了敕令。[3]242

    上文所述之淵源可以象征性地揭示咖啡館的政治傾向：它們誕生于共和時期，并且從一開始，就不太受王權歡迎。這使得大部分咖啡館都具有自由化和反王權的傾向。而咖啡館的盛興，亦促進了英國的自由化進程，因為在那里，人們可以無拘無束地談論任何話題，包括政治，正如當時的一首詩所調侃的：

世界上的全部事務，

從國王到一只老鼠，

都會在咖啡館里邊，

夜以繼日地被論談……

在此處你可以得知，

時裝及假發的樣式；

花一便士就可買下，

全世界的新奇八卦。[6]75

    可見，咖啡館里所討論的話題，是自由而廣泛的。正是在這樣自由而廣泛的討論中，涌現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咖啡館政治家（coffeehouse politicians）”。這一稱謂被用來指代那些無權無勢，卻又對公共事務感興趣，并樂于在咖啡館中議論時政的人：“咖啡館內充斥著小人物 / 他們高談闊論吞云吐霧。”[9]163這些“咖啡館政治家”們作為個體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作為一個群體，他們卻是公共意見形成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的微不足道反而成為了優勢，因為這讓他們近乎“隱身”，可以無所顧忌地發表言論而不被追究。這樣的優勢，是法國沙龍的訪客們所沒有的。

    與英國咖啡館不同，同時期的法國沙龍更趨于保守化和和貴族化。誠然，沙龍的訪客中亦不乏激進分子，但就總體而言，法國沙龍在自由度上相比更為節制。就其起源而論，它們與宮廷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其于一開始便具有相對封閉和親近王權的特征。即使在18世紀沙龍經歷轉型之后，該特征也未完全消失。一方面，與英國咖啡館敞開大門做生意，原則上只要有錢便來者不拒不同，法國沙龍在其成員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排外性：“盡管沙龍的成員可以帶來其他訪客，但外人則需要一封大家都熟識并信任者的介紹信，方可加入。”[3]206另一方面，沙龍中的討論往往是由女主人引導甚至控制的，因此較少出現越界的煽動性言論，不似英國咖啡館中的討論那般肆無忌憚，厥詞妄議屢見不鮮；此外，其時大部分的法國啟蒙思想家（philosophes）——以伏爾泰為代表——都相信“開明的君主專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因而亦較少有發表要廢除王權的言論。

    由此可見，18世紀前期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在政治傾向上亦有差異：前者更自由化，并帶有反對王權的性質，而后者則相對地保守化和貴族化。這一差異反映了兩國不同的政治環境：英國自1689年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來，王權被削弱，同時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開始崛起，推動社會朝著更自由化的方向發展；而同時期的法國卻仍是一個君主集權國家，貴族在文化及社會活動中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微乎其微，因而政治氛圍也遠不如英國開放。

四  結語

    綜前所述，在18世紀前期，盡管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在醞釀公共意見，構建公共領域中，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二者間仍存在一系列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三方面：英國咖啡館與報業的聯系更緊密，在經濟生活中有更大的參與度，并更具自由化和反對王權的傾向。

    這一系列差異反映了其時兩國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的不同。通過比較不難發現，英國在邁向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道路上領先于法國。基于一系列本文因篇幅所限而無法詳論的原因，到了18世紀后期，英國咖啡館和法國沙龍均漸趨蕭條，風光不再。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法國沙龍走向沒落后，咖啡館卻迅速崛起，“到18世紀80年代又獲得了其之前在倫敦政治界和文藝界中享有過的顯赫地位。”[3]208這或許從另一側面暗示了咖啡館比沙龍更接近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社會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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