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審查制度下中國“地下電影”的生存壓力——以賈樟柯電影《天注定》管窺

    2013年，中國獨立電影大師賈樟柯的新作《天注定》在法國等十余個海外國家和地區滾動上映，并在法國戛納電影節上榮獲“最佳編劇獎”。但這部影片卻未能在大陸影院公映。時隔半年之久，觀眾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了片源，影片在網絡上不脛而走。雖然賈樟柯一再強調《天注定》一刀未剪就通過了電影審查，3但這部作品最終沒能擺脫“地下電影”的命運，導演只能通過微博平臺對投資伙伴表達最深的歉意。4正是基于此，《天注定》這部爭議不斷的影片再一次把觀眾的關注視角聚焦在命運多舛的“地下電影”上，同時，也引起國人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反思。

1、 賈樟柯“地下電影”的生存壓力

    回溯賈樟柯“地下電影”的發展歷程，從1990年代“地下電影”的出現到如今活躍，都屬于中國影壇的一個特殊現象。

    賈導代表作《小武》由于獲得了多達7個國際獎項而備受國內外關注，諸如第4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青年論壇沃爾夫岡斯道獎、第20屆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熱氣球獎、第3屆釜山國際電影節新潮流獎等。但他是在此片未獲得電影審批的情況下將其送到海外電影節參選，因而被廣電總局禁播，賈樟柯導演也被其剝奪了拍攝影片的權利。5

    此后，與《小武》共同被稱為賈樟柯電影故鄉三部曲的《站臺》和、《任逍遙》影片，也在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戛納國際電影節斬獲殊榮，也卻同樣因為反映社會陰暗面等消極原因而未通過電影審查。賈樟柯電影“墻內開花墻外香”的發展現狀吸引著國內觀眾通過其他渠道獲取影片資源奪得社會各界關注，并吸引國內觀眾通過其他渠道獲取影片資源。

    從賈樟柯“地下電影”的整體情況來看，導演在影片中多運用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突出社會的現實和無奈。電影內容反映應了普通人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生存的不易和悲哀，影片思想逐漸遠離“主旋律”電影精神，上升到人性、道德等較為深刻的思想內涵，并涉及政治禁忌等意識形態問題。賈樟柯電影多年來一直關注社會中的普通人，堅持本土文化描述的電影細節，敢于直面世俗生活中的真實，從不回避真實中包含著的人性深處的弱點。他強調：“電影藝術要挖掘生活的本質，絕不能排除生活中的悲觀，悲觀會給我們一種務實精神，拍電影是我追求自由的方式。”6。”（賈樟柯語）如此真實的拍攝理念，也讓他的作品越來越背離中國電影的“專業化”和“主流價值”，影片最終難以擺脫電影審查的控制。

    “地下電影”在國內的生存環境壓力較大。眾所周知，“地下電影”不能通過電影審查，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得票房，難以在影片商業運作中自負盈虧。面對這一困境，小成本制作的“地下電影”只能將市場轉移到海外國家或地區，通過作品入圍進入海外電影節而參賽實現獲得其影片價值，擴寬其投資渠道。如：賈導在1996年完成第一部錄像作品《小山回家》，影片獲得“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最佳故事片，由此結識香港投資人，并在投資人的幫助下完成標志性作品《小武》的制作，這部作品頻頻亮相國際電影節并獲得多項大獎。7。此后，《站臺》和、《任逍遙》等作品在法國資金以及和日本北野武事務所的投資下制作完成。

    實際上，賈導在解除拍片禁令后，試圖回歸大陸市場，《世界》《三峽好人》等作品都是最好的證明。但《三峽好人》在影院排片時，與商業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一天上映，賈樟柯對此曾在北大首映上說過一句話：“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有誰還關心好人。”8。”（賈樟柯語），最終，慘淡的票房沒能贏得社會對“好人”的崇拜。值得提醒的是，在“黃金”和“好人”的碰撞中，賈樟柯質疑了當今的文化現象：當下經濟生活對文化的侵蝕已經難以讓院線在排片時容納一個藝術電影的空間。惟其如此，縱觀中國“地下電影”的發展歷程，影片真實和自由的拍攝理念、小成本的運作等都成為是造成“地下電影”生存壓力的重要因素。

2、 《天注定》與電影審查制度的博弈

    電影審查與“地下電影”有著一種天然的對抗性，究其原因，在于電影審查限制了“地下電影”的表達自由，而“地下電影”又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電影審查的規章制度。從表達自由的廣義角度分析，表達自由等同于言論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政治權利，在許多國家得到憲法以上法律的保護。電影通過影像的傳播表達編劇、導演的思想觀念和藝術情感，是藝術創作的重要形式，因此，電影具有表達自由的權利。但同時，自由又不是絕對的，表達自由在一定條件下也可以被限制，如：不得侵犯他人的隱私權、不得影響社會秩序和侵害國家安全等。

    在中國，電影審查制度依據《電影管理條例》的標準執行，電影的意識形態如果超越了表達自由的限制，思想內容有關性、暴力、宣揚社會陰暗、危害社會安全等方面，在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但凡不能通過審查的電影，都無法在大陸銀幕上公映，轉而通過國外電影節、盜版DVD等其他途徑流入市場，被貼上“地下電影”的標簽。

    《天注定》的題材以近些年生活中的四起重大暴力事件為原型：胡文海持槍殺人案、鄧玉嬌意外殺人案、周克華銀行搶劫案、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在賈樟柯的電影里，“大海誅奸”、“三兒搶劫”“小玉抗暴”“小輝跳樓”這四個故事頂針式連接，讓表象看似毫無關系的故事在冥冥中相遇，實則是在表達真實的生活。這四起事件的主人公都來自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礦曠工、農民工、洗腳妹、青年打工仔。，這些邊緣人的苦衷不被世俗理解，在忍無可忍下，采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暴力解決問題。這種帶有藝術式暴力和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與底層百姓的生活狀態形成鮮明反差，再加之賈樟柯對影片中搶劫、屠殺等細節的描繪，讓四個故事的悲劇色彩和諷刺意味自由暴露在電影審查的制度之下。

    譬如在“大海誅奸”的故事中，電影開場的十八彎搶劫、槍擊事件，將影片確立在暴力美學的格調上。隨后，當大海與問路人在烏金山相遇時，場景中出現了毛主席雕像、修女油畫，這些代表著宗教符號的意識形態的符號恰恰與人民貧窮、落后的真實生活形成反差，不僅寓意著人民生活的愚昧和無奈，也寓意著大海對生活的反抗和掙扎。焦老板非法承包煤礦，讓不同階層的權利者獲取不等的利益，大海寫信申訴無望、村民奚落他為老高、家姐奉勸大海認真過日子，這些蠱惑權利的環節都讓大海無法表達自己的遭遇，儼然成為大海持槍殺人的根源。無論是“武松打虎”的畫布，還是“林沖逼上梁山”的唱戲，都暗示著“正義”突圍“權貴”，大海要用最簡單直接的暴力抵抗權力利。

    再如第二回合“三兒搶劫”中，王寶強飾演的三兒，一個思想像迷一樣的打工仔，他一面是家庭中寡言少語的頂梁柱，一面又是社會中暴力的施加者，這是賈導賦予三兒的宿命。賈導曾說“他的問題并不是生活有多么無望，而是他面對的是生活中無法擺脫的一種平庸，即平靜對人的侵害，這涉及對于個人價值的懷疑和絕望。”9歸根結底，他是貧窮生活的受害者。影片中，從三兒熟練地射殺路人，到除夕之夜在絢爛煙火中開槍給兒子放一個“大炮仗”，最后再到三兒冷酷地殺人打劫，這些充斥著暴力的詭異鏡頭背后，同樣隱藏著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賈導演在談《天注定》時中提到：“可以把三兒理解為俠，但他自顧不暇。從人的角度理解，我覺得他是保護自己尊嚴的俠。但我覺得以暴抑暴的方法我不同意，即便是美化英雄主義的武俠片，因為悲劇和傷害無法避免。”10這個苦難中的普通人試圖通過一把槍來獲取內心的尊嚴，殊不知，他早已迷失自我，注定走上一條不歸路。

    賈樟柯用自己的方式自由切換鏡頭，恣意地表達這個社會中的真實和無奈，從藝術回歸現實的角度分析，導演拍《天注定》的想法是對的，他說：“這部電影討論的是全體中國人在公共生活里面對的暴力事件，是一些可能會被我們遺忘的社會突發事件。我們社會如果要避免暴力和社會悲劇，必須學會在電影里、在藝術中理解惡，理解暴力，我拍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有了解才會有改變。”11。”（賈樟柯語）但站在電影審查者的立場來看，必須要在符合國情、法律法規、文化習俗和審美習慣等專業標準審查電影。

    依從上述影片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進行分析。

    首先，貫穿于在《天注定》中的暴力元素會放大社會中的恐怖效應，“大海誅奸”的故事中，姜武扮演的大海究竟是報公仇還是泄私憤，影片沒有明確說明；“三兒搶劫”的故事中，被導演賦予俠氣的三兒濫殺無辜的暴力行為會引發社會動亂傾向；“小玉抗暴”“小輝跳樓”的故事情節中也均存在負面影響，讓觀眾從情感上難以接受。

    其次，賈樟柯導演展現了反向藝術、出人意料的手法，紅色印記在他的影片中四處飛濺：塑料水杯、血漬、衣物、大塊的西瓜瓤、堆積成山的西紅柿，從第一個鏡頭開始給灰褐色的中國背景染上艷色，帶給電影猩紅的節奏和格律。12。最后，影片中的細節隱藏著政治禁忌等意識形態問題，從毛主席雕像、圣女油畫、佛像到畫面中馬、牛、蛇、魚的隱喻，從影片中電視新聞、廣播等媒介的畫外音到插入的歌曲，都偏離電影審查制度的 “主流思想”。

    導演的審美視覺及價值觀念追求回歸真實，不免觸碰人道主義關懷的底線，影片也實在難以通過中國電影審查，登上大陸公映熒屏。

3、電影分級制度與“地下電影”的回歸之路

    中國“地下電影”的出現是由于我國電影市場和政府監管體制還不夠完善而產生的一種特殊情況。就我國“地下電影”整體發展現狀而言，其長期生存在一個尷尬的困境中。一方面，“地下電影”不能通過廣電總局的審查，失去大陸電影市場。另一方面，“地下電影”又并非被禁止在“地下”，大陸觀眾能夠通過網絡等其他渠道獲取這些“地下電影”的盜版資源，這種局面不但難以達到電影審查的目的，反而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

    當前，中國電影審查依據《電影管理條例》（2002年2月實施），該條例第三章專門規定了電影審查制度。若認真閱讀電影審查條款，可以發現，其審查標準過于概括化和原則化，審查制度嚴重缺乏操作性，容易導致審查制度彈性變化。一如賈樟柯《天注定》通過審查的電影又被禁播；寧浩《無人區》一改四年，送審總有新意見；婁燁導演的《浮城謎事》結尾處男主角用錘子砸死拾荒者的鏡頭被有關部門要求刪減。；相反，在《西游·降魔篇》中卻存在著生吞幼童的魚妖、“烤乳豬”變“烤人”的烤肉店等視覺暴力的場景；在《大明劫》中，存在著戴立忍扮演的孫傳庭將軍拔刀捅死貪腐人士的血腥場面等，。這些讓人揪心的暴力鏡頭卻都能通過電影審查。13。由此，電影審查對于相似影片存在的不同評價，將會引起公共操作層面的不合理，被否決的電影很難在大陸市場“翻身”，導致社會成本浪費的同時，也在極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電影產業的發展。

    再看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金陵十三釵》，以抗日戰爭期間的“南京大屠殺”為背景，講述了14個逃避戰火的青樓女子為保護女學生而英勇犧牲的悲壯故事。影片情節涉及大量戰火、血腥、暴力、色情等場面，美國電影協會將該片定為R級（限制級）14）(2)，但此片順利通過大陸電影審查，在大熒幕銀幕進行公映，由于我國電影市場沒有分級制度，在觀影過程中不因年齡而被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長。就此而言，電影審查制度的弊端以及缺少電影分級制度恰恰讓內地青少年在影院接受了遠大于其他地區同齡人的暴力尺度，最終傷害到青少年，背離了電影審查制度的初衷。

    與中國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有所不同，美國、英國、新加坡、日本、中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都已經形成了極具規模的電影分級制度。電影分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行業內部會以票房約束從業人員，只對觀眾起提示的作用，觀眾擁有選擇權，可以實行自我保護。對中國電影整體而言，“電影審查制度已經被看作是中國電影產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我國并不缺乏如好萊塢般的商業大片風格，而是缺乏相對自由的創作空間，缺少對現實的寫照，這也是電影分級制度勢在必行的積極意義所在。”15。”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局長童剛表示，“中國電影分級是必要的，社會上一些人對分級的認識有所不同，必須強調，分級絕不是說要在電影中允許對色情和暴力的不恰當渲染，更不是允許三級片的存在。”16。”其實，電影分級是根據影片的內容規定一個標準，劃分適合觀影的年齡段，主要為了保護青少年的發展教育，對觀影起指導性作用。但長期以來，我國電影分級制度都屬于紙上談兵，阻礙其實施的主要原因是我國電影市場缺少行業自律，體制存在較多的缺憾，影片思想仍舊僵化保守，電影官僚化的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如果不改變中國電影的基本觀念，不完善中國電影產業的基礎設施，而僅僅照搬國外的分級制，也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就目前中國電影的情勢而言，電影審查制度并不會被電影分級制度快速取代。但影視界的同仁們需要認識到電影產業發展的局限性，完善電影審查模式，制定一套科學、合理、便于操作的審查條款，明確審查的標準和依據，用于規范廣電總局的行政行為和控制電影產業的發展。并在此基礎上，搭建一個公平、合理的電影平臺，建立適合的藝術院線，保護我國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長的同時，留有足夠的空間給中型投資、小型投資的電影。并有意識地在影片中注入更多的人文關懷，豐富電影創作元素，寬容風格迥異的作品，重新建立起電影藝術和公眾連接的管道，也讓《天注定》這一類“地下電影”回歸大陸電影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