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記中的生命救贖——以蘭楚芳《南呂·四塊玉·風情》為例

中國文學中有無數絢麗的作品謳歌愛情：《詩經》中的“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漢樂府中的“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宋詞中的“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無不昭示著愛的動人與力量。在元散曲《南呂.四塊玉.風情》中作家以獨特的視角為讀者講述了一種新的愛情存在方式：

一、“丑配偶——村眷屬”愛情模式的建構

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則丑村則村意相投。則為他丑心兒真博得我村情兒厚。似這般丑眷屬，村配偶，只除天上有。——《南呂.四塊玉.風情》

作品對傳統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戀愛模式膽顛覆，主人公一個土里土氣，一個相貌丑陋，沒有女性引以為傲的美麗容顏，沒有男子英俊倜儻的翩翩風度，與我們對于“完美”愛情的預想完全不符！“丑則丑村則村意相投！”顯然，自己之村，愛人之丑并未給愛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擾，她坦然地承認自己與愛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標準，卻更自信地彰顯著愛情最核心的價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

沒有對權勢的渴慕、金錢的膜拜、容貌的迷戀，雙方所珍視的是除卻了一切虛妄外衣的愛情本真的面目。自然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雙愛人在世間是及其罕見的，因為他們超越了世俗的價值，具有洞悉愛情真諦的智慧，在愛人的村與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與深情。所以，這份厚實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侶才能與之媲美。那么是什么樣的原因使作者建構了這樣一個特別的卻又讓人認同的愛情模式呢？

二、生命不能承受之痛

在社會極大的動蕩后，蒙古族統治的元朝實行了民族壓迫政策使得人民的反抗情緒與文人的憤懣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表現在文人身上就成為一種扭曲的心靈狀態：表面上嬉笑怒罵，或嘲風弄月或醉情山林，但內心卻積蓄著無限的憤懣和不滿，這些情緒折射于文學就構成了元代文學的獨特精神。

（一）人生理想實現之難

自1271年忽必烈定國號為元直至1315年仁宗朝開科取士，有元一代共進行過十六次科考，其間有近半個世紀儒家知識分子的傳統仕進之路都被封閉，即使在后來開放的十六次科舉中漢族知識分子也是鳳毛麟角，這就注定了絕大多數人無法實現人生理想。如果說“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成名天下知”是對文人苦讀的最好回饋，那么一旦這種奮斗的道路被阻斷，無論從現實人生還是精神訴求而言“知識分子”的身份無疑成為了一種最大的諷刺，因為它造成的不但是生活境遇的困窘更重要的是個人內心的苦悶與迷茫：“我究竟應當怎樣生活？”“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何在？”這樣的追問注定永遠沒有答案。

當少數名族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其與漢族的矛盾很容易在政策上落實為民族歧視、民族壓迫的現象。所以，漢族知識分子即使有機會通過選拔參與政治也多以配角的形式出現，例如《元史.世祖本紀》將官員任職原則規定得非常清楚 “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以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占人口多數的漢人永遠不可能成為一把手，在傳統的儒家觀念中李白“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慷慨激昂，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敢于擔當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元代文人是如何認知他們所處的社會呢？請看下文：

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鐘，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哄。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龍，三腳貓渭水飛雄熊。（張鳴善《雙調.水仙子.譏時》）

當五眼雞、三腳貓、兩頭蛇這樣一些好斗、無能又惡毒的角色成為引領時代的主角，當虛偽欺騙成為時代所尊奉的圭臬，正義、良知就形同虛設，對人的尊重與關懷也就無從談起。

（二）道德體系建構之虛

亞里士多德說“遵照道德準則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當理想在現實中碰壁，人們勢必要求建構起一種道德體系，用以調整遭遇挫折后的心靈失衡，家庭作為“愛、歡樂和笑的殿堂”（日本作家木村久一語）當然成為了安頓心靈的首選。作為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單位，家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的縮影，故而社會道德體系的建構也大多以家庭為切入點。家庭關系最核心的內容就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在我國傳統的道德認知中多有這方面的闡述，例如“百善孝為先”、“孝子之養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人們已經退無可退，那么，能不能反諸家庭，在家庭生活中尋到一種平衡呢？請看下文：

老萊，戲彩，七十年將邁。堂前取水作嬰孩，猶欲雙親愛。東倒西歪，佯啼顛拜，居然成孝哉！上階，下階，跌殺休相賴。（薛昂夫《在中呂.朝天子》其二）

彩衣娛親的老萊子素來被視作孝親的典范，可是當我們仔細分析這孝親的實質時就會發現，除卻那炫目的道德光環，這所謂的孝就是裝模作樣的扮作孩童彩衣戲水、佯啼顛拜。孩子的蹣跚學步、嬉笑、淘氣自有其純真活潑惹人憐愛之處，但要是讓一個老人來模仿孩子做出這些動作的話，我們就只能說這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虛偽。孝親之美在其真、在其誠；道德的力量也正在于對真、善、美的彰顯，失卻了真、善、美的根基，道德也就成為空言空談，是不可能打動人心的。

（三）生命境遇尷尬之悲

元代知識分子的處境與唐、宋時期相較確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無論是生活條件還是社會地位都急轉直下，清代趙翼《陔余叢考》載“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文人們淪入社會底層，與之相伴的必然是困頓愁苦。對于個人而言，這更多的是一種心靈的傷害，一個知識分子，尤其是一個沒有出路溫飽都無法解決的知識分子，他的言談舉止行為細節確實很難具有優雅和從容的美感，而社會對該群體廣泛存在的蔑視心理很大程度上會引發他們破罐子破摔以爛為爛的叛逆反抗，無論是鐘嗣成《正宮.醉太平.落魄》中“繞前街后街，進大院深宅”“裹一頂半新不舊烏紗帽，穿一領半長不短黃麻罩，系一條半聯不斷皂環絳，做一個窮風月訓導”的讀書人與乞丐混合的形象，還是關漢卿《南呂.一支花.不伏老》中“經了些窩弓冷箭蠟槍頭，不曾落人后”的風流浪子 ，都在那看似灑脫不羈放浪形骸的調笑中讓讀者感到了一種如秋霧般彌散開來的悲涼。社會地位的低下、理想實現的無望、內心的掙扎不甘與無奈，在這亦莊亦諧似笑實哭的表達中以一種變形的影像展現在讀者面前，“伏低伏落，裝呆裝落，是非猶自未著摸。”（陳草庵《中呂.山坡羊》）確實成為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普遍的時代情緒。

三、真情厚意對沉淪人生的救贖

元代知識分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形成的沉淪感、幻滅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自以為超乎一切矛盾之外又無法跳脫痛苦的現實遭遇，使他們表現出游戲人生，玩世不恭進而對政治、傳統、歷史采取嘲弄，視之為荒謬的否定態度，另一方面，活著的苦痛，創作的沖動又使得他們選擇了散曲這一最為自然本色的通俗文學形式宣泄內心對生命的執著與熱愛。要對沉淪人生進行救贖，作家就必須建構新的精神支柱——愛情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一）愛情皮相之缺失與人性之丑惡對照

讓我們再回到蘭楚芳筆下的愛情，如果僅僅停留于對于愛情本身的描述，那作者大可以重走郎才女貌花好月圓的傳統模式，許讀者一個美好的夢。但他并沒有僅僅滿足于帶給我們一個虛妄的幸福，而是要帶領著讀者直視生命之中最具價值最應珍惜的財富。在蘭楚芳的筆下，愛情的主人公沒有令世俗艷羨的名譽、地位或財富，甚至與普通人相比他們都顯得寒酸很多，一個土里土氣，一個相貌欠佳，但是他們所擁有的卻是無法利用金錢、權利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在這看似殘缺不堪的愛情表相之下卻是一份久違了的真圓滿真完美，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怎樣一個現實呢？

“不讀書有權，不識字有錢，不曉事倒有夸薦。老天只恁忒心偏，賢愚無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聰明越運蹇。（無名氏《中呂.朝天子.志感》）”

上層統治者的政治素質低下，社會氛圍的畸形折磨著有識之士，一切顯得那么荒唐可笑。社會沒有為文人提供理想的物質基礎，斬斷了科舉仕進之途，使他們出于尷尬之地。如何刺破這心靈的迷霧？只有愛的力量才能擔負起這樣的重任。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份不計較外在條件的真感情就彰顯了人間的善與美，正如莎士比亞所說“愛的力量是和平，從不顧理性、成規和榮辱，它能使一切恐懼、震驚和痛苦在身受時化作甜蜜。”于是在現實中承受了太多苦難的生命在一份真摯的情感中獲得了慰藉。

（二）愛情之可貴與生命之真諦形成呼應

生命的意義并非是在不合理的現實中妥協，更不是在苦難中一蹶不振。生命需要苦難的打磨，需要信念的滋養才能熠熠生輝。蘭楚芳的《南呂.四塊玉.風情》將一段人間的真愛放到當時社會非常態的鏡像下作變形的展現，對社會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質疑，讓我們看到在那彌漫著畸形而荒唐的迷霧的社會中仍然透出了一線真善美的光亮，也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們注入了繼續跋涉的勇氣，使人們在面對挫折的時候不至于完全絕望放棄信念。

若將作品放到整個元代文學乃至中國文學發展的歷程中來考量，該作以一個“寫丑而顯美”的角度表現作家對生命真諦獨特的理解，也與我國文學發展過程中一貫具有的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愛的傳統相互呼應，從這個意義上看，對元散曲這一當時文壇新生的充滿著活潑潑的生命張力的文學樣式進行重新評價無疑是很有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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