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徽州黃氏家族版刻業的興盛

我國是版畫的發源地，隨著印刷術的的問世，版刻藝術應運而生。明代中期至清代初年，被稱為我國版畫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尤其是在明代萬歷年間，隨著徽派版畫的崛起，中國的版刻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徽派版刻出現后，成為工整、秀麗的典范，并逐漸成為當時的版刻中心之一。

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余所見當今刻書，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最寡，閩本最下。”[1]由此可見徽派版畫的出現，造成了當時版畫界的大調整。徽派版畫中，又以徽州黃氏為主要代表。鄭振鐸在《中國版刻圖錄序》中說：“歙縣虬村黃氏諸名手所刻版畫盛行于明萬歷至清乾隆初，時人有刻，必請歙工，而黃氏父子昆仲尤為其中之俊杰。舉凡雋雅秀麗，或奔放雄邁之畫稿，一人黃氏諸名工手中，胥能殫工盡巧以赴之，不損畫家之神態，而亦能自行布稿作圖。”[2]這足以說明，當時黃氏家族所刻之書代表了當時刻書業的最高水平。

一、家族文化的熏陶

據《虬川黃氏宗譜》記載，虬川黃氏的始祖是漢江夏魏郡太守黃香，二十四世“唐旌孝子”芮公次子文炳公遷虬村并重立世系。從此虬川黃氏便在這里開始了生生不息的繁衍，我們這里所說的黃氏家族就是以黃文炳為一世祖的虬川黃氏家族。虬川黃氏刻書業跡最早追溯到第二十二世孫黃文顯等存補刻《纂圖互注荀子》，此乃宋刊明正統修補本。至第三十三世孫黃開梧刻《四養齋詩稿》，道光本，并和黃開簇、黃開植等同刻《虬川黃氏宗譜》道光十二年本。也就是從明正統元年至清道光十二年止，約四百年左右，刻工達三四百人，現已發現刻書約二百四十余部，他們的鼎盛時期是明萬歷至清乾隆初年約一百余年間。這是一部版畫光輝歷史和相當人數的文化史實，同時他們是祖祖輩輩以刻書為業，是典型的家族刻書。

    據徽州府志所載，當時徽州的各都各村，宗族觀念很強，舉凡一族作一事，往往相染成為習俗，就經商來說，便是同姓結幫，一般都是一姓一組。虬村黃氏刻工的興起與壯大，與這種當時的家族觀念是分不開的。這些杰出的民間雕刻書畫藝人，最初大多是半工半農的勞動者，全靠手工技藝，忙時務農，閑時替人刻書畫。為生活計，他們不得不走街串巷，他們只憑一套刀具，一身手藝，經營四方，經歷時間的長河，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逐步走上雕版刻書之路。虬川黃氏刻工之所以能夠代代相傳，并且手法日益精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世代相傳，并且存有口訣。這口訣如同秘傳神功，保證了刊刻技術的完整保存，并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據王伯敏《中國版畫史》中記載徽州黃氏刻工傳人的傳授口訣，其內容如下：木板雕畫不希奇，功夫深來心要細。若要雙刀提線穩，多看多刻生巧藝。多看多刻還要想，刀刻件件樣樣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難處學到老。執刀自有執刀理，刷印本領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來刻山水。[3]除此之外，該書還整理出了徽州刻工用具，這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是很重要的。雖然這個短短的口訣不足百字，而且非常普通，這些工具對我們非常陌生，但是仍舊表明了虬川黃氏刻工不僅世代相傳，而且在刊刻過程中整理出了一套專門用于刊刻的技術，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徽州黃氏家族版刻業的興盛。

二、社會環境的影響

元代休寧學者趙汸對于徽州的人文環境曾有過十分精辟的評述，他在《東山存稿》中說：“新安自南遷后，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于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又說：“故四方謂‘東南鄒魯’，其成德達才。出為世用者，代有人焉。”[4]可見，當時的徽州也是物阜民豐、人杰地靈。同時，新安理學在這一時期也對徽州刻書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安理學是宋代程朱理學的重要流派之一。朱熹在儒學的理論框架內，重整倫理綱常、道德規范，高度重視宗族倫理，以封建綱常約束人的行為，對封建文化影響深遠。[5]朱熹祖籍新安婺源，程頤、程顥先人為歙縣篁墩人，因此徽州人一般都把此地當作程朱理學的發源地。朱熹也曾回徽州，在這里灑下了朱子理學的種子，最后發展成為新安理學。在封建社會里，程朱理學的觀念深深的印在人們的腦海中，新安理學也就在無形影響了徽州的刻書業。以休寧一縣而言，宋至明代中期，就有程大呂、吳儆、程若庸、陳櫟、倪士毅、朱升、趙汸、范準、汪循等九位理學名賢。這一學脈的流風所及，直至清代中期江永、戴震的考據學產生，走向了理學的對立面，甚至民國時期大名鼎鼎的學者胡適身上，也可以找到這一學派的影子。[6]新安理學的盛行，極大地強化了封建的宗法制度。這種強化的宗法制度，不僅使執刻書技藝者，父子相傳，祖孫相繼，世代相傳，而且使后之子孫對于先人手澤遺著，設法刊刻，不敢輕易散棄，這從客觀上說，對推動刻書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自唐開元年間起，徽州郡縣官學開始陸續建立。據劉秉錚在《論徽州的書院》一文中考證，兩宋時期，徽州地區有書院10所。歷經元、明、清三代的發展，徽州地區實際有114所書院。[7]由此可見，在當時的徽州讀書之風及其盛行，包括書院在內的各種學校紛紛開辦。教育的興起，必然為人才的培養提供了關鍵性的條件。歷史上徽州涌現出了許多知名人士，據《中國人名大辭典》記載，該書收清代以前歷代名人4萬余人，其中徽州人就多達747人。明清兩代徽州中舉人者996人，中進士者618人。[8]徽州不僅涌現出了許多進士，而且他們著述豐富，一般都有真才實學。《四庫全書總目》中共10254種書目，其中安徽省占據853種，這在當時是可以與江浙相媲美的，由此可見不僅數量可觀，同時質量很好。[9]教育之發達，人才之多，為徽州的刻書業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同時也促進了刊刻技術的提高與發展。

三、新安畫派的興起及相互影響

明末清初，徽州地區經濟強盛、文化繁榮，繪畫藝術也在此時期內得到長足的發展。在這期間崛起了一個注重于描寫家鄉山水的“新安畫派”，并一直延續至今。最先提到新安畫派的是清代人張庚，他在《國朝畫征錄》中說道：“新安畫家多宗清閟法者，蓋漸師導先路也。”[10]張庚就明確提出了“新安畫派”這一名詞，同時也簡要歸納了其基本特點，從此新安畫派就在徽州乃至全國發揚起來。

新安畫派前期主要以汪肇、丁云鵬、鄭重、李流芳等為主要力量，以山水、人物、花鳥見長，筆法流暢而又細膩，畫面富有生機與活力，古樸而又典雅。漸江是新安四家之一，同時也是新安畫派風格變化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他描繪的山川美景不再是僅僅描繪壯美的風景，而是更加注重畫作意境的表現。同時，更加注重與版刻的結合，畫中線條剛勁、硬朗、通過線條的勾勒將表現對象的形神細致的刻畫出來。這一方面體現了徽州版畫對繪畫的影響，同時這一類的畫作更容易成為版畫的題材，同時又進一步促進了版刻的發展。

據周蕪先生在《徽派版畫史論集》中介紹，虬川黃氏所刻書目共241部，主要由二十一世到二十八世黃氏所刻，這一階段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11]二十八世以下，生于清初，活動在康熙至道光年間，可見這是黃氏刻書的衰落期，所刻書目也不是很多。張國標在《簡論徽派版畫黃氏家族等主要刻工》中列舉了目前所見虬川黃氏所刻書目。[12]通過黃氏所刻書目可知，參與到版刻業的新安畫派畫家主要有丁云鵬、吳左干、汪耕、鄭重、黃應澄等。下面介紹一下丁云鵬，丁云鵬 （1547～1628尚在）明代畫家。字南羽，號圣華居士，安徽休寧人。畫善白描人物、山水、佛像，無不精妙。丁云鵬與虬川黃氏合作的作品主要有：《重修宜和搏擊圖錄》三十卷、刻工為黃德時；《方氏墨譜》六卷、刻工為黃德時與黃德懋；《養正圖解》二卷、刻工為黃鏻；《重修考古圖》十卷、刻工為黃德時與黃德懋；《齊云山志》、刻工為黃惟敬與黃尚瀾；《觀音菩薩三十二相大悲心懺》、署名虬村黃氏；《程氏墨苑》二十三卷、刻工為黃鏻、黃應泰與黃應道；《養正圖解》二卷、刻工為黃德奇；《性命雙修萬神圭旨》四卷、刻工為黃一柱。《性命雙修萬神圭旨》四卷、刻工為黃伯符。《程氏墨苑》是黃應泰等于萬歷二十三年為程君房滋蘭堂刻印的。全書共有彩圖50幅，最多顏色有五種。如“月初弦圖”著有墨、綠、橙、赤、藍五色，是當時域內著色最多的畫品。所插彩圖絢麗多彩，使人賞心悅目，且有新穎奇妙之感，其中還有多幅意大利傳教士瑪竇帶來的西方畫，在我國版畫史上被奉為璧的杰作。

除此之外，吳廷羽也創作了不少精美之作。吳廷羽師法丁云鵬，參加了《方氏墨譜》、《程氏墨苑》、《墨海》明代三大墨譜的編綦，是主要繪圖人之一。他與虬川黃氏合作的作品主要有：《重修宜和搏擊圖錄》三十卷、刻工為黃德時；《方氏墨譜》六卷、刻工為黃德時與黃德懋；《重修考古圖》十卷、刻工為黃德時與黃德懋。汪耕是歙縣畫家，雖然對其記載信息較少，但是他與黃氏合作刻書并不少。主要有《北西廂記》、刻工為黃鏻與黃應岳；《新鐫女貞觀重會玉簪記》、刻工為黃鏻；《人鏡陽秋》、刻工為黃應組；《義烈記》、刻工為黃應組；《彩丹記》、刻工為黃應組；《天書記》、刻工為黃應組；《校桃記》、刻工為黃應組；《坐隱先生精訂捷徑譜》、刻工為黃應組。汪耕為汪氏環翠堂所畫圖譜被整理為《環翠堂樂府》，畫面富麗堂皇，纖細入微，圖版空白處，或以細密的圖案花紋相補充，成為環翠堂版畫的一大特色，刀刻繁簡適宜，纖不傷雅，更顯示出非凡的功力。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徽派版畫的主力軍——虬川黃氏家族版刻業的興盛，深受其家族的影響和社會大環境的影響。版刻是畫工、寫工和刻工相互結合的產物，所以虬川黃氏家族版刻的發展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新安畫派主要畫家的影響，正是版刻業與畫派的相互結合、相互影響，才帶來了虬川黃氏家族版刻業的大發展、乃至整個徽派版畫藝術高峰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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